近日，由清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主办的“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研讨会在线上举行。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讲师曲甜首先提供了一个北京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案例。
曲甜于今年7月份前往北京某乡村进行调研。调研发现，该村规模较大，常住人口约4000人，近2000户，目前正在推行“一户一码”政策。每一个农户的家门口都放有一个二维码，只要对二维码进行扫描，就能得知该农户的种种信息。信息获取分不同权限等级，如果是路人扫码，仅能看到最基本的信息，比如该户有多少人；如果是村干部、政府干部扫码，他们权限等级更高，能够看到更多的信息，比如该户有没有老人孩子，和一些农作物种植生产信息。
调研了解到，实行这一政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公共服务方面的考虑，目前村庄普遍存在老龄化、空心化的情况，掌握具体数据才能提供养老服务；二是与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有关，将各家各户农产品的种植、销售等等数据集中到村两委，形成数据库，运用数据治理的思维，优化种植和销售等全产业链，构建农产品区域品牌，以区域化的方式对接外部市场，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和农民收入。
该案例显示，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应用呈现不断深化的趋势。这引发进一步思考，即数字化转型是要全面拥抱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都大力推进数字技术应用，还是对数字技术应用保持一定的克制？如果是前者，应如何应对诸如用户信息安全等挑战？如果是后者，哪些方面更适宜应用数字技术，哪些方面需要克制？
她还认为，基层治理智能化转型，目前关于“场景”的开发和讨论已经非常多了。但是，关于智能技术与治理手段的结合，似乎还不充分。特别是在乡村地区，乡村有很多基于熟人社会、传统文化形成的治理手段，在长期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治理效果，如何让现代智能技术和传统治理手段有机结合而不是相互排斥，也是基层治理智能化转型应当关注的问题。
针对会上报告，曲甜认为报告很有高度，特别是关于治理价值的讨论，跨越了时间和国界，关注到了当前全球治理转型的普遍议题。她提出，可引入比较政治视角，进行更有深度的跨国比较。例如，从技术与组织的关系出发，报告中提到欧盟、日本等都设立了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名称类似，但目标、功能、权限、工作方式有可能是不同的，而这些不同反映了各国体制的差异、国家治理模式差异、治理智能化转型的路径差异，最终也可能产生不同的转型结果，可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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