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李锋副教授强调，讨论人工智能伦理不能脱离社会经济状况和历次技术革命的历史视角。
李锋表示，人工智能伦理本身就不是一个完全脱离社会经济状况、脱离社会发展和政府形态的现象，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美国和欧盟在规制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的巨大差异。“我们今天去看人工智能的伦理道德问题，肯定是要结合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甚至国家对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规划，来谈如何平衡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和发展问题。”
在历史维度方面，李锋指出，每一次巨大的技术革命之后人们都会谈论很多伦理和道德问题。例如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就揭示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带来的道德和伦理挑战。“事实上，我们会发现每一次技术革命之后带来的社会变迁，以及不同行为主体之间在利益格局和生活方式上的调整，会对我们的伦理道德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李锋表示，现在的平台企业也是新工业革命之下经济组织变迁的产物，而这也会对当下政府治理诸多方面形成挑战。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促使经济发展与产业组织变迁，同时会带来政府治理价值目标、政府组织形态、政府治理模式、政府治理职能等方面的变迁。“因此，看待人工智能伦理问题要有古今中西的宏观视野，既需要中西方的横向对比，还需要纵深的历史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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