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31日下午，通识教育大讲堂第六十八讲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由武汉大学本科生院和通识教育中心联合主办。讲座开始前，武汉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主任彭华教授为杨雪冬教授颁发了“通识教育大讲堂主讲人纪念证书”。

基层治理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后一公里”，也是社会秩序与活力平衡的关键场域。本次讲座中，杨雪冬教授从基层治理的核心价值出发，结合历史传统与当代实践，深入剖析基层治理的挑战与应对方向，为在场师生带来一场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关怀的学术分享。

讲座伊始，杨雪冬教授讲解了“基层”与“基层治理”两个核心概念。从汉语本义来看，“基”意为“装土为基”，如“墙基”“地基”。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根基，虽处于治理层级的最底层，却是国家政策落地、社会矛盾化解的关键环节。正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一语所揭示的，基层治理的稳定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的整体效能。

作为现代概念，“基层”在民国以来逐渐由建筑空间概念转向国家治理范畴，既指县、乡、村等治理层级，也涉及民众组织、普通群体等社会单元。在党的文献中，“基层”的内涵进一步丰富。自1927年以来，“支部建在连上”成为党的重要判断，此后支部作为党的基层组织成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在基层治理中，出现了毛泽东同志批评的“任务多，集训多，公文报告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的“五多”现象，而这一现象在当代基层治理中仍有体现。

从治理逻辑来看，基层治理需平衡三组核心关系：一是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即如何在城市化背景下将“陌生人”转化为“熟人”，再将“熟人”凝聚为“共同体”；二是自治与共治的关系，即基层事务需“基层办”，但也离不开上层资源与制度支撑；三是活力与秩序的关系，既要保障社会活力，又要维护公共秩序。

杨教授指出，中国基层治理有其制度规定性，除了要有国家视角、社会视角外，还要引入“政党”维度，形成“国家—社会—政党”三元分析路径。从国家视角看，基层是“治理对象与场域”；从社会视角看，基层是“自治空间”；从政党视角看，基层是“执政基础与改造对象”。三者的互动与平衡，构成了中国基层治理的独特逻辑。

“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杨雪冬教授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指出理解当代基层治理需回溯中国历史形成的“大传统”。中国传统社会面临“广土众民”与“国家能力有限”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成为核心问题。杨教授将中国传统基层治理总结为五个方面：“重基层”的认知传统、“郡县制”的稳定架构、“借助胥吏”的治理策略、编户齐民“精细化分割治理单位”的方法、“士绅联结”的官民互动。杨教授认为，中国传统基层治理不仅蕴含着基于中国国情的治理智慧，也存在内在的局限性，主要包括“多层级代理”的弊端、制度建设中叠床架屋、非正式制度压倒正式制度等问题。杨教授强调，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揭示的，传统社会的稳定依赖双轨并存，而近代以来过度行政化的“单轨化”导致基层治理僵化，这一问题在当代仍需警惕。

杨教授指出，“小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治理经验，其核心是使中国人民从“一盘散沙”到“组织起来”，并行动起来。共产党创造性地以“支部”为基本单元，赋予了军队政治功能，在根据地建设中形成了“建军队—建党组织—发动群众”的路径。杨教授特别提醒，“小传统”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其优势在于高效的组织与行动，但也存在时代局限。当治理对象从“革命群体”转向“多元社会”、治理环境从“封闭”转向“开放”时，部分方法需与时俱进。

尽管有历史积淀的“大传统”和“小传统”，当代基层治理仍需以新智慧应对现代化带来的挑战。杨教授指出，核心挑战包括五大矛盾：制度统一性与治理多样性的矛盾、多层级体制与基层负荷的矛盾、任务多样性与资源有限性的矛盾、国家包办与社会选择性参与的矛盾，以及治理技术的便利化与基层工作面对面之间的矛盾。此外，基层工作人员还面临“激情消解”问题——他们长期应对繁琐事务、缺乏情绪价值反馈，易出现职业倦怠。针对上述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接续出台多项政策。如2021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基层治理现代化要从四个方面发力：一是党建引领整体治理；二是以人民为中心激发活力；三是放权赋能，平衡权责；四是提升干部能力与治理温度。杨教授的讲授富有启发性，有助于在场学生更理性深入地理解和认识当代基层治理的现状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