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语
一百年，一门学科会写下怎样的篇章？
是穿烽火而弦歌不辍，于乱世中守治学之灯
是历变革而根脉常存，于转折处续精神之脉
是扎本土而求索不止，于实践中寻自主之道
是汇中西而新境日开，于前沿处开时代之先
▲ 1922年1月，清华政治学研究会成员合影。前排左二为余日宣，中为魁格雷
水木清华，毓秀钟灵
1926年，
政治学系在此建系启航
百载砥砺，立学求真，承治学报国之脉
千秋笃行，心怀家国，担天下为公之责
2026年，
清华大学政治学迎来百年华诞
▲ 1926年，清华大学校务会作出决议，决定成立包括政治学系在内的十八个系
一、世纪薪火，沧海横流显本色
专访张小劲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曾任政治学系系主任
政治学人：张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政治学人的专访。2026年，清华政治学迎来百年华诞。站在百年节点回望，您能否带领我们沿着百年学脉，回顾清华政治学走过的主要发展历程？
张小劲：谢谢政治学人的邀请。站在百年节点回头看，清华政治学走过的其实不是一条平直的道路，而是一段几经起伏、数度接续的学科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属于萌芽期（1911—1926）。1911年实际开办的清华学堂，从一开始便在史学政治类的名目下设立了政治学的相关课程。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中的唐悦良选修了政治学，回国后在清华学堂成为首开政治学课程的华人教授。1920年成立的清华学堂政治学研究会，为后来完成学系建制奠定了人员基础。1924年，负笈明尼苏达大学的王化成在《清华周刊》撰文，建议“增设社会科学”，并直言当时清华的政治课“中国什么样，是问不到”，呼吁要有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的政治学。清华政治学由此开始萌芽。
第二阶段是建系与“黄金十年”（1926—1937）。1926年4月，清华学校评议会议决大学部设立政治学系等18个学系，余日宣出任首任政治学系系主任，并明确课程“不只是灌注学生以欧美的智识，而是应该让学生一同研究中国的问题，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将来有独立的希望”，清华政治学系正式成立。此后十余年间，钱端升、张奚若、浦薛凤、萧公权、陈之迈、沈乃正、燕树棠等一批翘楚汇聚于此，在政治思想、比较政治、中国政府、行政与法制等领域展开研究，成就了老清华政治学的“黄金十年”。到1930年代中期，政治学系已是清华社会科学诸系中最为完善的一系，也一跃成为国内政治学研究的重镇，既拓展了政治学学术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更提升了“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典范意义。
▲ 1931年摄于清华大学北院。左起：施嘉炀、钱端升、陈岱孙、金岳霖、周培源、萨本栋、张奚若
第三阶段是战火中的坚守（1937—1946）。抗战爆发后，学科的发展被战争彻底改变。张奚若、浦薛凤、王化成、赵凤喈、沈乃正、陈之迈等随校南迁，以清华政治学为主体参与组建西南联大政治学系，张奚若长期担任系主任。战火之中，清华政治学教学与研究没有中断，在联大八年间，政治学系共培养了153名毕业生，其中，陈体强、邹谠、赵宝煦等日后都成为学界中坚。烽火迁徙之间，清华政治学守住了学脉，也为中国政治学留下了一代重要的学术力量。
第四阶段属于学科中断与血脉延续（1952—2000）。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清华政治学系被撤销，作为独立建制的学科中断了近半个世纪。尽管如此，清华政治学人仍以另一种方式参与了新中国建设。例如，张奚若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提议者，又建议仍用《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作为国歌歌词；后来又曾出任教育部部长；钱端升则受命筹建北京政法学院并出任首任院长，并且，在北京政法学院建院之初的45名教师中，有9人曾在清华政治学系任职，20人毕业于清华。由此，政治学虽在清华中断了学科建制，却未中断其学术血脉；一代清华政治学人以投身国家建设的方式，将这条学脉延续进新的时代。
第五阶段是复建、重组与发展（2000年至今）。清华政治学真正意义上的重新出发是在新世纪。2000年5月，清华复建政治学系，2009年完成重组；先后获批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并于2017年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20多年来，清华政治学在较短时间内产出了卓越的成就并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例如，紧跟大数据时代的步伐，参与创设了计算政治学二级学科，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践行学以致用，为北京城市治理实践贡献学术智慧；在教材建设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我们与兄弟单位一起编写的教材《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和《计算政治学概论》获得了学界的赞誉，也为多个高校的专业教学采用；在最近中国政治学会换届选举中，政治学系杨雪冬主任当选为副会长，孟天广教授当选为中国政治学会青年工作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这些都是国内政治学界对清华政治学的一种认可。
因此，站在今天回望百年历程，真正值得记取的是，清华政治学的发展并非是一条简单延伸的上升轨迹，而是在创建、战乱、中断与复建的时代起伏中，在几代师生的传承中始终秉执政治学的专业精神而持续追问如何理解中国、如何回应现实以及如何承担时代责任。正是这一贯穿百年的问题意识，构成了清华政治学百年学脉赓续最深层的精神主线。
专访景跃进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政治学人：景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政治学人的专访。“中国关照”始终贯穿清华政治学百年发展。在您看来，不同时代清华政治学人的“中国关照”发生了哪些变化？其中又有什么始终未变？
景跃进：如果把时间拉长到一百年来看，“中国关照”其实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命题，它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内容。
在建系之初，“中国关照”首先是一种课程与学术上的自觉，即中国自己的政治能不能进入政治学的课堂和研究。1924年，王化成就批评当时的政治课程讲美国很多，却“中国什么样，是问不到”；到了1926年前后，蒋廷黻等人又提出，应当鼓励教授“放弃原有西方国家的课程改授中国方面的课程”；到1936年，政治学系已加设近代中国外交史、中国政府、中国历代政制专题研究、中国法制史、中国地方政府研究等课程，“务期学生于了解深邃之理论后，对于本国切身之问题，能触类旁通，实际应用”。在民族救亡、国家图强的年代，这种关照还体现为学以致用、从政报国，陈之迈、浦薛凤、王化成等先后投身抗战时期的国家工作。这个阶段的“中国关照”，首先体现为一种非常具体的课程自觉和研究自觉。
到了民族危机最深重的年代，这种关照又不仅仅是在书斋里研究中国。陈之迈、浦薛凤、王化成等人先后离开学校投身国家工作，学术与国家命运之间的联系变得非常直接。新中国成立后，张奚若、钱端升等以参与国家建设的方式延续了这种关照。
复建以后，时代的问题又发生了变化。今天我们面对的不再是“政治学要不要研究中国”，而是如何把中国经验真正转化为具有解释力的学术问题和理论知识。所以清华政治学把“中国政治”放在学科建设的重要位置，围绕国家治理、政府回应、超大城市治理等现实问题展开研究，同时又努力把这些问题带入国际学术对话。
▲ 20世纪90年代末，学人合影。前排左二为张小劲，左三为景跃进
因此，我理解“中国关照”百年来最大的变化，是所面对的中国在变化，问题的形式也在变化；而真正没有改变的，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问题意识，同时又不把“中国”封闭起来，而是努力从中国经验中寻找可以进行更广泛对话的知识。钱端升先生讲研究中国政治，“每一问题，必法律与实施并重，而历史之演进，尤为必要之基础”，今天来看仍然很有启发。
对话张小劲教授
政治学人：清华政治学系在新世纪复建后，于2009年经历重组。作为亲历者，回望当时，清华政治学面临哪些关键问题和重要抉择？在这一过程中，当时的清华政治学人为学科发展作出了哪些重要努力与贡献？
张小劲：清华政治学系的复建重组也走过了一段历程。2000年5月，学校校务会议通过决议复建政治学系，隶属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李润海教授担任系主任。2008年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后，政治学系的建制仍保留在人文社会科学学院。2009年，清华政治学系进行了重组，我和景跃进、谈火生老师调入清华政治学系，又陆续吸引了刘瑜、于晓虹、苏毓淞等青年学者的加盟，学生培养工作也全面展开。随后十多年，任剑涛、孟天广、胡悦、张开平、杨雪冬、孙宇辰、苏政和聂辉华等老师也先后入职，壮大了清华政治学系的师资队伍。
▲ 2011年，政治学系首届博士生毕业
首先是方向的抉择。在规模有限的现实基础上，我们确定以“中国政治”为学科的核心，以“政治学理论”和“比较政治学”为两翼，同时重视科学方法训练。这既接续了老清华“中国观照”的传统，也契合世界政治学的发展趋势。
其次是队伍的建设。在人员编制强约束的条件下，我们注重引进和培养人才在研究领域上的叠加性与互补性，让学者在重要领域形成学术枢纽，打造局部规模优势。
▲ 政治学系历任系主任（1926—1952）。左起：余日宣、吴之椿、浦薛凤、张奚若、陈岱孙、曾炳钧
再次是前沿的布局。我们较早布局国家治理研究和计算政治学，2014年起举办政治科学前沿理论与方法研讨会和计算社会科学讲习班，逐步形成了清华政治学的辨识度。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政治学系重组后于2011年送出了首届博士毕业生，2017年又与国际关系学系共同推进政治学一级学科入选了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回头来看，清华政治学是以“以精悍求精益”的方式，为学科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基础。
▲ 2009年重组后的政治学系。左起：谈火生、景跃进、宋婷婷、刘瑜、于晓虹、谢喆平、苏毓淞、张小劲
二、胸怀家国，立足本土做学问
专访杨雪冬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现任政治学系系主任
政治学人：杨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政治学人的专访。作为现任政治学系主任，您能否介绍一下当前清华政治学的主要方向布局与发展模式？这一布局体现了怎样的学科建设思路与清华特色？
杨雪冬：当前，清华政治学的布局大体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两翼支撑、两个前沿”。
“一个核心”是中国政治。对于中国的政治学来说，如果不能深入研究中国自身的政治实践，就很难真正建立起学科的主体性，也很难回应国家发展不断提出的新问题。
“两翼”是政治学理论和比较政治学。中国政治当然重要，但不能因为强调中国问题，就弱化理论训练和比较视野。政治学理论帮助我们保持概念和规范上的敏锐，比较政治则让我们能够把中国放在更宽广的经验世界中理解。三者放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坚持问题与方法双轮驱动，较早布局了国家治理和计算政治学两个前沿方向。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来自时代变化提出的新问题：一个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断扩展的实践需求，一个回应数据技术和研究方法快速变化带来的学科转型。现在这两个方向都已经成为政治学新的二级学科。
关于发展模式，我们走的是“以小搏大”之路。在人员编制强约束的条件下，我们尤其注重引进和培养人才在研究领域上的叠加性、互补性，在重要领域围绕学者形成学术枢纽，打造局部规模优势。用刘瑜老师的话说，就是“每个人都是一支队伍”。同时，我们还开展“学科本源工程”，重新整理老清华政治学人的文集和近代政治学文献，从学科史中汲取经验、智慧和方法。
至于清华特色，我想主要是两点：一是求新。林家翘先生有一句很形象的话，“咱们不管搞哪一行，千万不要搞二等的题目”，就体现了清华政治学人求新当先的气魄。二是对话国际、引领前沿。清华政治学致力于以中国政治为中心保持原创力，以方法论驱动抢占学科前沿，重视比较政治研究以提升国际对话能力。
▲ 清华政治学人围绕中国政治的部分研究成果
对话景跃进教授
政治学人：当前世界正处于深刻变革期，有人说这是“旧秩序在瓦解、新秩序尚未形成”的混沌时刻。在您看来，这个时代向政治学提出了哪些“根本之问”？作为中国政治学者，我们应当如何回应这些问题？
景跃进：这个问题非常好，切中了中国政治学的命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常被用来描述我们所处的时代，似乎一切都在发生变化，而且经常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发生。在诸多变化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作为人类现代化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新现象，它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默认的前置假设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对于政治学研究而言，这一挑战尤其尖锐，可谓“首当其冲”，因为政治学所研究的国家/政治体制不可避免地与国际竞争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这种挑战也带来了巨大的理论探索和创新的空间。“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便是在这一语境下提出的时代命题。对于中国政治学来说，要完成这一任务非一时之功，这是一个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系统性工程。
我们现在最需做的是基础性工作，为后人的深入研究和系统性集成奠好基、铺好路。其中，在方法论上有两点非常重要：（1）正确看待西方政治学知识。作为对西方现代化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它具有一定范围的真理性，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与此同时，要审慎辨析其适用的恰当范围，真理一旦越过边界就会失去解释力，甚至转化为荒谬。强调后一点是因为作为一门学科，政治学具有舶来的性质，在教材和理论方面，皆深受西方政治学的影响。中国政治学者要确立自主性，必须摆脱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的迷信心态。（2）立足中国大地，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中提炼概念和总结理论，一如当年西方学者基于自身实践所从事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力争实现两个统一：一是价值与事实的统一，既要“讲清”中国故事，又要“讲好”中国故事；二是特殊与普遍的统一，不但要认识和肯定中国经验的特殊性，还要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建构/重构普遍性。
政治学人：回望百年，清华政治学在立足中国实践、推进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哪些具有原创性、标识性和持续影响力的学术贡献？
景跃进：如果把“自主知识体系”放回百年历史中看，我觉得它首先不是今天才开始的一项工作。老清华时期，一批前辈已经在不同方向上进行了非常有开拓性的探索。比如，张奚若、浦薛凤、萧公权长期研究西洋政治思想，萧公权又系统进入中国政治思想研究，钱端升研究比较政制与行政，王化成研究国际公法，陈之迈研究中国政府，赵凤喈研究民法与中国法制史。1948年，钱端升、萧公权当选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可以说，这些前辈共同参与了中国现代政治学最初的学科建立。
▲ 《中国政治学的现代化路径：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百年志庆》
杨雪冬、于晓虹主编，胡悦、张开平、孙宇辰副主编
复建以后，我们面对的问题有所不同，但一个基本思路没有变，就是把中国政治和政治学理论作为学科的力量基点。一方面，要对中国自身的政治实践形成解释；另一方面，又要形成能够进入学术共同体、经得起讨论和比较的概念与理论。这些年来，清华政治学已经形成了一批各有辨识度的学术成果。例如，由我们几位同事主编的《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教材已出第二版，入选中华外译重点项目；杨雪冬提出的“压力型体制”，被国内外同行认为是中国学者提出的对中国政府运行最富描述力和解释力的概念之一。此外，任剑涛对中国政治古今之变、谈火生对协商民主、孟天广和张小劲对政府回应性、苏毓淞对研究方法、刘瑜对比较民主化、于晓虹对司法政治、张开平对政治传播、胡悦对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各具特色，都起到了开拓或引领作用。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学科开始主动布局新的知识领域。清华政治学是国内较早推动国家治理和计算政治学研究的政治学重镇，如今这两个方向都已经进入政治学新的学科版图，这可以说是清华政治学面向未来的标识性贡献。在我看来，这种布局本身也说明，自主知识体系并不是把已有知识重新命名，而是要不断从中国的问题中产生新的研究对象、新的概念和新的方法。
所以真正能够留下来的原创性、标识性和持续影响力的学术成果，最终还是要接受时间检验，既要解释中国，也要能够进入更广泛的理论讨论；既要形成成果，也要形成能够持续生长的研究传统。
对话张小劲教授
政治学人：老清华政治学曾汇聚钱端升、浦薛凤、张奚若、萧公权等一代学人。您长期重视老清华政治学学脉的梳理和发掘，在您看来，这些前辈留下了哪些跨越时代的治学风范和思想关怀？这些传统又如何塑造了今天清华政治学的精神气质？
张小劲：这些年重新整理老清华政治学的史料，一个很深的感受是，很多前辈留下来的学术成果并没有因为时代变化而失去力量。把这些大先生放在一起看，我觉得专业精神是一以贯之的。
▲ “黄金十年”的部分知名教授。左起：钱端升、萧公权、张奚若、浦薛凤、陈之迈、燕树棠、赵凤喈
首先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做学问的自觉意识。陈之迈先生讲得很直接：“我们讲政治，最要紧的便是要讲实际的政治，不能专讲原则政治。”他还反思美国政治学教科书简单移植到中国所产生的“虚幻的梦想”。这种意识在后来的清华政治学教学中落实得非常具体，比如，浦薛凤担任系主任以后，请萧公权讲中国政治思想史、陈之迈讲中国政府以及沈乃正讲中国地方政府；1933年学校又提出社会科学课程“应尽量向有关国情方面发展”。因此可见，“中国关照”并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口号，而是很早就进入了清华政治学的课程、研究和人才培养体系之中。
第二是对学问本身保持是非分明的求真态度。钱端升先生说，“天下事必有是非，学问亦然，能是是而非非，斯为真学者。”今天看，这句话并不复杂，却把学者最基本的责任说得很清楚，即做学问不能模棱两可，也不能为了迎合而失去自己的判断。
第三是往大处着眼的学术格局。张奚若先生常常提醒学生：“学问要往大处着眼，不然就是精深也是雕虫小技。”所谓“往大处着眼”，并不是说单纯追求宏大的题目，而是要求研究真正触及重要的问题、经典的问题，不把聪明才智消耗在无关痛痒的地方。
第四是公心治学的学术品格。萧公权先生讲的“以学心读，以平心取，以公心述”。这句话后来成为清华政治学非常珍视的一种学术传统。做学问当然可以有自己的立场和关切，但面对不同的学术路径、面对不同的观点纷争，仍然要保持平心与公心。
这些前辈学人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也接受过系统的现代西方学术训练，但他们并没有把中西简单对立起来。相反，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什么样的知识能够解释中国，又能够进入更普遍的学术对话。这正是今天清华政治学“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科学方法”治学原则的源头。
▲ 清华政治学前辈学人文集五种与《中国近代城市管理文献丛刊》
所以这些年来清华政治学系完成了对清华政治学前辈学人学术生涯的大规模挖掘和梳理，整理编成了张奚若、钱端升、浦薛凤、陈之迈、沈乃正等先贤的文集，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西方政治学文献丛刊》、《中国近代城市管理文献丛刊》几十卷。这些工作并不只是为了单纯保存史料，更重要的是，意图通过再度进入前辈的学问天地和思想世界，我们不仅可以汲取前辈学人的精神力量，理解清华政治学从哪里来，也能够更深刻确认今天为什么而从事政治学的专业学习和科学研究，进而在与历史知识的对话和交流中，更深刻地认识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规律，更好地把握学科发展的时代脉搏和时代使命。
三、与时俱进，厚植学脉拓新路
专访孟天广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政治学人：孟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政治学人的专访。2024年，计算政治学成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新增二级学科。从全国学界来看，清华政治学系已经被公认为计算政治学的代表性研究机构。您能否与我们介绍一下清华计算政治学的发展历程、主要布局与学术特色？
孟天广：政治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但传统学科也必须不断回应时代变化、实现知识更新。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无论是政治行为者还是政治过程本身，乃至社会科学研究范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计算政治学作为政治学与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的交叉学科，逐渐成为政治学发展的重要前沿。清华政治学较早敏锐把握这一趋势，并开始进行持续、系统的学科布局。经过十余年的积累，清华计算政治学逐步形成了从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到学术共同体建设相互支撑的发展格局。
▲ 计算政治学方向的部分成果
我在北大读博士期间，受到沈明明教授影响就开始关注大数据技术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到清华政治学系工作后，在张小劲、苏毓淞等老师的推动中，把大数据与政治学研究的结合作为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做了一些探索性工作。2014年，我们创办了清华大学政治科学前沿理论与方法研讨会、大数据社会科学讲习班，2018年起推动举办全国计算社会科学高端论坛和计算社会科学国际论坛；2024年起联合多所高校政治学科发起计算政治学论坛和计算政治学讲习班，积极推动计算政治学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
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加快了学科载体建设，2015年建设数据治理研究中心，从政治学视角对数据治理，尤其是政务数据、公共数据治理的理论发展及实践创新做出了积极探索，为中央和地方层面数字政府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深度参与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并产生了广泛影响。2018年推动建设计算社会科学校级科研平台，致力于为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创新搭建公共平台。依托该平台的长期积累，2021年清华政治学深度参与的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获批教育部首批哲学社会科学试点实验室。
▲ 接诉即办国际论坛圆桌会议现场
在学科布局上，可以概括为“一支团队、一批课程、一批教材、一套平台”。目前清华计算政治学研究团队已经初具规模，依托多学科交叉融合，2024年清华大学数字政府与治理研究院（Institute for Digital Governance）成立，同步推动“计算政治学与数字政府主题实验室”建设，在国家治理数字化转型、数字政府治理、智能社会治理、大数据方法、AI4SS等领域开展创新研究；围绕复合型人才培养，2020年启动了大数据政治学特色学科方向招生培养，开发了《政务大数据分析与应用》《计算政治学》《数据科学与社会科学工作坊》《实验政治学》等6门相关课程，撰写《计算政治学概论》、《智能治理导论》、《打造AI科学家》等前沿教材。
近年来，团队成员在《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以及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Governance、World Development 等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相关论文80余篇，出版《过程导向的国家治理》《市民诉求驱动的数字政府建设》《数智治理范式》等著作，开发智能社会科学（AI4SS）实验研究装置等系统平台。
依托计算政治学理论与应用研究，我们自2020年以来定期发布年度性“中国数字政府发展指数”、 《中国数字政府发展研究报告》、“全球城市热线服务与治理效能评测报告”、“全国12345热线服务与治理效能评测报告”等，主持数字中国峰会数字党建赛道评选，2023年牵头发起成立“数字政府40人论坛”为数字政府建设搭建产学研交流平台，2025年发起“超大城市治理智库年会”推动城市政治学与超大城市治理的国际交流。
▲ 接诉即办国际论坛圆桌会议现场
如果概括清华计算政治学的学术特色，我认为主要有三点。
第一，坚持以真实的中国治理问题牵引学术创新。我们并不是简单地把计算方法引入政治学，而是从数字政府、基层治理、政治传播等真实治理场景中发现问题，再通过数据、实验和计算方法形成新的解释。
第二，坚持以学科交叉推动研究范式创新。计算政治学天然处在政治学、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交叉地带。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发展一种新的研究工具，更希望通过理论、数据与方法的深度融合，推动计算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不断成熟。
第三，坚持研究、教学、智库与平台建设一体推进。学术研究不断进入课堂，教学培养持续反哺科研，科研成果又进一步转化为咨政成果和治理实践，并通过论坛、讲习班、实验室等平台向更广泛的学术共同体扩散。
从这个意义上说，计算政治学并不是传统政治学之外简单增加的一个新方向，而是在数字时代重新理解政治现象、国家治理与政治文明的一种新知识形态。经过多年建设，计算政治学已经成为清华政治学最具辨识度的研究方向之一，并逐步发展成为政治学新的二级学科。
对话杨雪冬教授
政治学人：历经百年积淀，清华政治学已成为中国政治学重镇，当前，清华政治学不仅在计算政治学领域作出突出贡献，而且在多个领域形成了具有代表性与辨识度的研究团队。您可否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杨雪冬：经过百年积淀和持续发展，清华政治学逐步形成了四个相互支撑、各具特色的研究板块。
一是中国政府与政治、国家治理研究。清华政治学较早布局国家治理研究，围绕中国政府运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形成了一批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成果和较为系统的课程体系。近年来，团队承担了“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以及多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在服务国家治理实践的同时，不断推进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的知识积累与理论创新。
二是计算政治学研究。面对数字化、智能化带来的政治学研究范式变革，我们较早把握这一学科发展方向，建立了国内高校中较为系统的计算政治学课程体系，持续举办计算政治学论坛和讲习班，并依托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推进跨学科研究。经过多年建设，计算政治学已经成为清华政治学具有较高辨识度的标志性领域，也成为推动政治学研究方法创新和学科交叉的重要增长点。
▲ 2021年时的政治学系。后排左起：孟天广、任剑涛、应星、杨雪冬、张小劲、景跃进、谈火生、苏毓淞、胡悦；前排左起：周雅蕊、刘文清、郭静、刘瑜、于晓虹、张开平
三是超大城市治理研究。张小劲、孟天广等教师带领团队充分发挥政治学与公共管理、数据科学等学科交叉优势，深度参与以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为代表的超大城市治理实践，在实践中提炼问题、形成知识，产出了一系列高质量咨政报告和学术成果，并推动建设“接诉即办国际论坛”“超大城市治理国际智库年会”等学术与政策交流平台。团队参与创作的接诉即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荣获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科教片奖，也体现了学术研究参与国家治理实践、回应现实关切的多重价值。
四是基础理论与特色领域研究。在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协商民主、司法政治、政治传播、政治心理学等方向，清华政治学长期保持多元而富有活力的研究布局，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学术增长点。近年来，随着聂辉华教授、苏政副教授、孙宇辰讲师等新生力量加入，学科队伍进一步充实，研究领域和知识结构不断拓展。
这四个板块既各有侧重，又彼此交叉、相互赋能，既延续了清华政治学重视基础理论和中国问题的学术传统，也体现了面向国家治理实践、面向科技变革、面向学科前沿不断开拓新领域的鲜明特点。
四、百年树人，水木日新续华章
对话景跃进教授
政治学人：您在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两所知名高校任教过，可否谈下您对清华教学的印象？
景跃进：我2009年来到清华工作，2024年春退休。十多年时间不算长，但躬逢了清华的两个百年：一是2011年清华大学建校百年，二是如今的政治学专业建立百年。无论是从代际角度看，还是从个人经历观，能同时分享这两个历史性机会的人并不多，可以说是倍感荣幸。
印象最深的是小班教学的互动过程。从制度安排来看，小班制通过数量与规模的调节为师生之间和同学之间的紧密互动创设了条件。和同学之间进行真诚的、有深度的交流是一种精神层面的高级享受。从功效角度看，我也经常受益于课堂上的开放式讨论。可以说，在执教清华的岁月里，我拥有无数个有成就感的瞬间，它们构成了教学日常和美好记忆。
政治学人：“古今贯通、中西融会、文理渗透、综合创新”是清华政治学始终秉持的育人理念，您能否结合您长期的教学与治学经历，与我们再具体谈一谈您对清华政治学这一育人传统的理解？
景跃进：我理解，这十六个字首先不是四个彼此割裂的要求，而是在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政治学的学生究竟应该形成怎样的知识结构和思考能力。
所谓“古今贯通”，不是简单增加几门政治思想史课程，而是让学生在学科史与国家史的互动中理解中国政治。老清华时期就有中国政治思想、中国历代政制等课程，今天我们讲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面对的问题不同，但历史仍然是理解现实的重要维度。
“中西融会”也不是把两套知识简单拼在一起。老清华很多前辈都有系统的西学训练，但他们很早就意识到，政治学不能照搬外国教科书。真正重要的是既理解现代政治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又有能力判断这些理论面对中国经验时哪些能够解释、哪些需要重新思考。
▲ 清华大学本科生综合论文训练答辩会
“文理渗透”在今天表现得尤其明显。实验政治学、政治数据分析、政务大数据分析，包括近年来不断发展的计算方法训练，都在改变政治学处理材料和提出问题的方式。但方法本身不是目的，最终还是要服务于真正重要的政治问题。
至于“综合创新”，我理解它最后要落到学生身上。张奚若先生过去曾提醒学生，“四年培养不出一个学者，你们毕业后需要继续钻研才行。”这句话很朴素。大学教育能够做的，不是把所有知识一次性交给学生，而是让他形成一种以后还能够继续学习、继续判断、继续研究的能力。育人的关键，或许就在于为学生打下能够持续钻研的底子。
对话杨雪冬教授
政治学人：百年来，清华政治学始终承担着育才兴学、薪火相传的重要使命。当前，清华政治学形成了怎样的人才培养模式与特色？在人才培养方面又取得了哪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效？
杨雪冬：我们提倡“古今贯通、中西融会、文理渗透、综合创新”的教学理念，秉持“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科学方法”的治学原则，希望既传递历史经验与政治智慧，也推进理论知识与价值思考；既训练科学方法与政策思维，也培养具有深厚学养、公共关怀和领导潜质的知识精英与青年人才。
在课程体系上，我们注重基础理论、中国问题与方法训练相结合。本科阶段开设“认识现代国家”“中西政治理论比较研究”“公共政策”“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等课程，引导学生建立政治学的基本知识框架和问题意识；研究生阶段则设置“当代中国地方治理专题研究”“政治理论前沿”“中国政治前沿”“比较政治前沿”“司法政治”“治理技术专题”“政务大数据分析”等课程，进一步强化专业训练和前沿研究能力。
与此同时，我们十分重视研究方法训练和学科交叉能力培养。除实验政治学、政治数据分析等方法课程外，还开设Python、R计算语言编程营和计算社会科学讲习班，推动学生既掌握政治学的理论传统，也能够运用新的数据、技术与方法理解复杂政治现象。可以说，理论素养、现实关怀与方法能力的结合，已经成为清华政治学人才培养的重要特色。
在培养体系上，经过持续建设，清华政治学已经形成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人才培养链条。2011年首届博士研究生毕业，2025年首届本科生毕业，标志着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全面建成。对于毕业生，我们鼓励要胸怀大志，脚踏实地，上大舞台，做真学问。已经毕业的博士生，多数进入到国内高校科研院所，也有到党政机关、重要企业工作。他们正在各自的岗位上展现着清华政治学人的风采，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精彩。
百年来，清华政治学的人才培养方式不断变化，但始终没有改变的是育人兴学的责任：既要让学生理解政治学从哪里来，也要帮助他们形成认识中国、理解世界、回应时代问题的能力。
▲ 2026年政治学系毕业合影
政治学人：站在百年新起点，面向第二个百年，清华政治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自主知识创新等方面有哪些重点规划？未来最希望在哪些领域实现新的突破？
杨雪冬：站在新的百年起点上，我们希望清华政治学既能够延续百年学脉，也能够面向新的时代条件实现新的突破。到2030年，我们力争将政治学系建设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富有原创精神和学术影响力的政治学研究机构。
具体而言，一是建设一支具有国际竞争力和持续创新能力的高水平师资队伍，为学科长远发展夯实人才基础；二是在国家治理、计算政治学等优势领域继续形成引领性成果，推动相关研究达到国内顶尖、国际领先水平，并在中国政治、政治理论等基础领域持续积累；三是进一步加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数字政府等领域的智库研究，使学术研究更好回应国家发展和治理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四是持续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会议、学术平台和学术期刊，形成能够汇聚国内外优秀学者、持续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品牌与阵地。
在第二个百年的学科建设中，清华政治学需要始终坚持以下几个基本方向。
第一，必须坚持把中国政治研究作为学科的根基。无论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如何拓展，中国政治学的首要任务还是从中国出发，观照中国问题，要善于从中国长期而丰富的政治和治理实践中获得理论资源、理论启发，发现真的问题，同时，以理论的发展促进实践发展。
第二，必须坚持开放的视野。中国政治学研究既要立足中国，也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始终保持对社会发展变迁、世界格局变化的敏锐观察，既要从中国出发观察分析世界，更要以世界为背景和坐标系理解中国。
第三，必须坚持学术创新。政治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也是一门随着政治实践和政治理念发展不断自我更新的学问。要善于将社会发展中产生的新方法、新技术，运用到政治学研究中，不断拓展政治学的研究议题，更新研究议程。同时，不断培养能够提出新问题、开辟新领域的中青年学者。只有让一代又一代学者成长起来，学术传统才能真正延续，新的百年也才有坚实基础。
面向第二个百年，我们希望清华政治学不仅能够在若干研究领域保持优势，更能够从中国经验中形成具有解释力、原创性和世界意义的政治学知识，在中国自主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中作出更具标识性的贡献。
▲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清华政治学系的探索》
杨雪冬、谈火生、孟天广主编
百年清华政治学，恰风华正茂
第二个百年，已整装待发
今天，让我们共同道一句
清华政治学，百年生日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