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系胡悦长聘副教授与博士生李睿哲的合作论文在《政治学研究》2026年第4期发表，探讨国家荣誉制度对中国道路认同的塑造作用与演进历程。
内容提要：政治认同何以从“心往一处想”的价值共识转化为“劲往一处使”的公共参与？其中关键在于“道路认同”的建构，即在基础认同之上塑造对国家发展道路及其实现方式的认同，并转化为社会共同行动。道路认同具有方向性和适应性，需要特定制度工具予以塑造。荣誉表彰制度具备这种功能，其通过象征人格化、目标具象化和行为导向化三重机制，促进总体目标向行动转化。本文全面剖析了“道路认同”的特征、层次和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对荣誉表彰的认同塑造功能及演进展开分析，深化了对中国保持高水平道路认同和持续发展动力的制度层面理解，也为预防政治极化、构建发展共识提供了中国方案。
关键词：荣誉表彰 模范典型 政治认同 道路自信 公共参与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创造两大奇迹的成功经验在于，党领导人民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顺应人民意愿的国家发展道路，既在政治层面形成高度道路自信，亦在社会层面形成广泛道路认同，将人心人力凝聚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共同行动。围绕政治认同，国内外学者已经开展了丰富研究，其中大部分围绕身份认同、制度认同和价值认同三个方面展开。虽然不同学者对政治认同具体构成的观点各有差别，但基本包含以上三个方面，且认为其相互关联，可以说身份、制度和价值构成了政治认同的基础层次，本文称其为基础认同。而对于基础认同是如何从抽象层面转化为认同国家发展道路、参与国家发展治理的———本文称之为“道路认同”的建构———目前尚有较大理论探索空间，其对于理解政治认同在国家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塑造对国家发展道路的广泛认同，是现代国家面临的共同政治命题。道路认同是从“心往一处想”到“劲往一处使”的关键转化环节，能够促进政治与社会更紧密关联、形成具有目标导向的公共参与，推动重大发展目标的逐步实现。道路认同缺失会耗损既有基础认同，激化政治对立局面和社会对立情绪。对国家发展道路的认识一旦产生根本性分歧，就会使得有效回应公众诉求的政策难以施行，进一步造成政治制度失灵和政治认同流失。因此，塑造道路认同也是把握国家发展主动权的必要举措。
目前，对道路认同的理论定位和机制理解尚处于模糊阶段，对于我国在发展中长期保持高度道路认同，也有待更为系统的分析。本文在系统分析道路认同的概念特性、功能及与基础认同理论关系基础上提出，我国之所以能建立和保持高水平道路认同，除了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外，同样重要的是在治理实践中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但现有文献较少讨论的认同塑造制度工具———荣誉表彰。中国荣誉表彰制度通过象征人格化、目标具象化、行为导向化三个核心机制，将治理过程中获得社会认可的典型人物群体与国家长期目标、阶段任务建立联系，将内隐抽象的基础认同具体化为可感知的人格化政治象征，促进政治领域的发展道路与社会层次的个体生活形成实际关联并引导公共参与。这也正是“以英雄模范为榜样，团结奋进、砥砺前行，汇聚起共襄强国盛举的磅礴力量”蕴含的治理逻辑。
荣誉表彰作为各国普遍采用的制度工具，具有塑造认同、凝聚共识的功能，本文将聚焦其对道路认同的塑造功能和机制。既有荣誉表彰相关文献中，国外研究多集中于社会学和历史学视角，揭示了其在传统国家中塑造价值准则和吸纳政治精英的作用。国内研究则主要关注荣誉对政府内政治行动者的激励作用，随着对国家在观念层次上塑造能力认识的深入，研究视野已拓宽至荣誉表彰对政治认同的塑造及对国家治理的促进作用。但对这种制度如何实现政治认同的行动转化，尤其是如何塑造道路认同的问题，还需要更加系统的政治学理论解释。
本文尝试完成两个任务：首先，从理论角度明确道路认同的内涵及其与基础认同的概念差异和逻辑关系；其次，在此基础上，从实践角度剖析中国荣誉表彰的道路认同塑造能力、机制和演进过程，揭示该制度的适应性特征，以中国发展实践经验深化对道路认同塑造的学理认识。中国荣誉表彰制度体现的共识凝聚、行动转化功能和与国家治理进程的深度协同，既体现了其道路认同塑造能力，也呈现有别于西方的独特优势，为中国发展提供了社会层面的持续性认知保障，也为现代国家维系政治认同、统筹政治秩序与国家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借鉴。
二、基础认同与道路认同：层次、关联与差异
政治认同是与经典政治支持理论紧密相关的核心政治学概念。政治支持理论认为，政治支持包含态度层面的隐性支持（covert support）和行为层面的显性支持（overt support），依据支持对象可分为对整体的弥散支持（diffuse support）和特定支持（specific support）。其中，弥散支持体现为对政治体系整体的支持，不易因具体事件而剧烈波动，但如果受到损伤也难以修复。特定支持则是公众对特定公共机构、政策、政治家的专门支持；如果公民认为特定支持的对象不能达到其利益预期，特定支持也会随之降低。
政治认同是对隐性政治支持的发展。与同源的政治文化、政治信任理论不同，政治认同理论不将政治体系与公民互视为“他者”，而是将二者都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一部分。政治认同是指公民个体在政治共同体中的定位及对各类政治客体的心理感知和评价，其基础层次包含身份认同、制度认同和价值认同三个方面。身份认同是对民族、国家等所属政治共同体层次的归属性认同，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前提。国民身份本身包含了特定权利义务，使得人在社会中明确自身定位和规范，构成了国家公共生活和社会治理的基础。身份认同是人对政治观念的内化，使人依据其身份对外表达特定态度和行为。
制度认同是对权力归属及其运行方式的正当性认同，以基本政治制度及执行制度的权力主体为认同客体。制度认同在个体层面体现为对既有制度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的认可，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内隐性支持。即使公众对选举、决策的结果存在不满，也会因其制度正当性而予以一定程度的遵从。
价值认同是对指导国家政治生活的历史文化、思想观念、政治原则的认同。价值认同在长期积累中形成，在基础认同中处于更深层次，塑造了公众对理想政治状态的规范性认识。价值认同为政治制度的有效运转提供整体性支撑，公众对制度绩效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认同的政治价值理念是否得到实现。
身份、制度、价值三方面共同构成政治认同中的基础认同层次，具有整体性、稳定性特征。其整体性体现于身份、制度、价值三方面紧密关联、相互交织，其中任意一种认同的缺失都会导致国家认同危机。稳定性则体现于这些认同都是人在长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形成后就具有较强韧性，能够在政治波动中保持相对稳定。提升基础认同，能有效促进社会成员“心往一处想”，进而使其偏好趋向于主流意识形态，遵从和支持政治制度及其产出，以制度化方式参与公共政治。然而，受限于个体利益、社会身份、信息获取与政治知识等方面的差异，如何将“心往一处想”的价值共识转化为“劲往一处使”的行动一致，需要道路认同机制予以衔接与引导。
道路认同是对基础认同的具体化，体现为对国家发展的行动层面共识，具备方向性、适应性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不断巩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道路认同与基础认同均为政治认同的有机构成，但二者亦有所区分。道路认同需与国家的发展阶段及社会条件相适应，其认同对象包括国家长期发展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所设定的阶段任务、具体举措与示范行为。其方向性在于，道路认同从政治实际指向政治愿景，使得政治运行与公共参与在发展共识下协同推进发展道路实现。其适应性在于，道路认同所指向的长期目标及实现方式，需随国家发展阶段的推进不断调整，其内涵应与治理实践相协调并同步更新。道路认同的方向性与适应性，与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的“守正创新”内在要求相契合。“守正”是坚定发展方向，“在既定方向上的继续前进，而不是改变方向，更不是要丢掉我们党、国家、人民安身立命的根本”；“创新”则是与时俱进，“该坚持的坚持，该调整的调整，该创新的创新，决不能守株待兔、刻舟求剑”。因此，道路认同塑造是一个不断更新内涵的过程，始终保持社会观念与道路发展的同频同向。
道路认同是政治认同实现行为转化的中间层次，其内部结构由目标任务、实施举措与示范行为组成，三者层层递进，共同实现从抽象价值到目标导向型公共参与行为的转化。其中，目标任务由长期目标统摄下的阶段任务构成，是基础认同的现实体现，反映了国家与社会长期根本利益的多阶段性，也促使公众在认知上“看见目标”。实施举措由推进发展进程、与公众生活直接关联的公共政策及落实政策的政府行为构成，在广泛细密的政府运行过程中突出公众可识别的工作重心，促使公众在现实生活场景中“感知目标”。示范行为则是在现实生活场景中被赋予促进目标实现功能的公共参与方式，使得公众明确何种行为能够促进道路推进，进而通过对示范行为的习得与实践“参与目标”。
道路认同与基础认同存在概念指向、形成方式和行为效果三方面差异。通过对认同层次的“抽象－具体”分析，可将政治认同视为一个从概念认知到具体行为偏好的光谱（见图1），基础认同处于较高位置，抽象性强，其所指向的客体也往往为政体、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等高度概念化的非客观实在，难以被直接认识和感知，因此也不易因现实政治波动而受影响。道路认同是基础认同在一定时期内的具体化状态，其认同客体与现实政治紧密相关，且更易为公众直观感知与理解。相对应地，处于相对具体层次的道路认同需随国家发展阶段推进而更新其内涵，与下一阶段治理需要及目标相匹配。并且，道路认同有助于推动公众形成一致性的偏好结构，从而进一步增强并巩固基础认同。受认知水平、政治知识等多因素影响，符合长期公共利益的政策未必能够获得公众的广泛支持。公众虽然能够因基础认同承认和遵从此类政策和政府行为，但其内在偏好差异仍未得到有效弥合。道路认同使得制度正当性亦进一步延伸至制度结果本身的正当性，使得公众将发展道路作为基础认同指向的政治价值理念的实现方式来看待，从而整合公众政策偏好，形成对本国发展道路及其实现方式的广泛认同。
在形成机制上，基础认同主要依赖长期政治社会化过程逐步建立，道路认同则有赖于持续政治社会互动的塑造。基础认同兼具价值理性和情感依赖，其在公共教育、家庭影响、生活体验、社会互动等长期过程中缓慢形成，使得人对政治的认识从具体政治事务逐渐上升至抽象政治概念，形成稳定的政治态度和偏好。各国普遍采取的长期广泛的政治教育、宣传等常规认同塑造手段，更加适应于内涵长期不变的政治价值理念，在保证基础认同长效管用的同时也使得道路认同塑造难以纳入其中。道路认同具有与国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特征，需要通过持续性政治社会互动机制消弭信息、认知的隔阂，整合利益诉求差异。而对于此种机制如何构建并生效，目前的研究仍较为模糊。
图1 政治认同的层次与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行为效果上，基础认同主要影响政治参与行为，道路认同则更侧重于促进公共参与行为，二者互补促进了公众对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参与。在西方国家，政治参与包括竞选、投票、抗议等影响政府决策的公众行为。道路认同所主要影响的公共参与，指的是在选举和决策环节之后，公众与其他社会主体在与政府的协作中共同解决治理问题的各类行为。基础认同为政治制度的运行提供正当性基础，促使公众倾向于通过制度化渠道表达自身利益诉求，从而推动公共利益在多元群体的竞争与妥协中得以形成与实现。道路认同作为基础认同的具体延伸，使得目标任务及促进其实现的举措获得正当性，从而使公共参与超越单纯的自利动机，转化为以示范行为作为引导的支持性行动表达。在道路认同的主导下，公共参与将呈现广泛深入的特征，对实现重大治理目标发挥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只有基于此种自发而非被动的公共参与，才能真正增强公众的获得感。
与政治参与不同的是，目标导向的公共参与需经示范行为的引导而形成。政治参与的形式与渠道相对固定，公众的参与意愿能够顺利转化为投票等明确表达态度的行为。与之相比，公共参与在场景、形式等方面更加复杂，且对公众理解和参与目标的知识、技能等方面要求更高，需要专门的引导示范才能实现对特定行为的转化。在道路认同指向的示范行为扩散下，公众能够基于“愿意参与”理解“如何参与”，从而在所处具体场景中迁移习得目标导向的公共参与行为，真正实现“劲往一处使”。
基础认同与道路认同各有侧重地引导公众的参与行为，共同促进了治理合力的形成。在选举、决策等环节，稳定明晰的制度认同将政治参与引导至制度化渠道，公众所要处理的是“是否去参与”“倾向哪一方”的问题，需要凭借其价值、身份取向做判断，并将诉求、偏好融入决策过程中；在执行环节，公众则需在确定身份、价值取向的基础上进一步处理“往哪里走”“怎么走”的问题，达成对目标任务及其实现方式的共识。只有社会总体对达成目标的道路形成广泛认同，才能实现资源的高效调配和民众的一致有序行动。
“一个国家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塑造道路认同的关键在于坚持人民至上，通过密切的政治社会互动形成道路认同，进而以道路认同整合政治社会关系。道路认同既不是基础认同的同义反复，也不是其自然衍生物。仅凭基础认同，不足以长期维护政治制度有效运转，政治与社会容易因互动不足而逐渐疏离。在缺乏道路认同的情况下，公众的参与行为局限于政治选举等有限环节，政治社会互动被简化为“选谁制定政策”“信任谁制定政策”的“精英民主”模式。“精英民主”模式对政治社会关系的疏离是双向的，公众因参与国家治理不充分而产生信息隔阂，政府则因调动公共参与不足，致使其治理能力受到制约。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公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公众将不再仅满足于基本政治社会权利的实现，而是进一步对国家治理绩效、政府的透明度、回应性等方面形成更高期望。若治理绩效不能满足公众预期，则会产生“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易加剧政治不信任积累并导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涌现。
道路认同长期缺位将进一步导致难以调和的政治分歧。群体间的差异化身份诉求构成公众政治参与的重要动机，这种以多元社会身份驱动的“身份政治”在促进社会群体内整合的同时也可能助长群体间分离，逐渐积累政治分裂的风险。一旦政治分歧超出共识的限度，便会打破政治制度运行的平衡。譬如，在长期制度实践中，美国社会已积累相当的基础认同，有学者基于2010—2013年第二轮全球晴雨表调查（Global Barometer Surveys II）与2017年补充开展的美国全国代表性网络调查发现，约47％的美国受访者表示很少愿意为工具性收益让渡民主原则，在被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位居前列。但是，深厚的基础认同并不能使得美国公众形成道路认同，彼此对立的身份认同的固化将会消弭公众对国家发展前景的共识，导致维护国家与社会整体利益的政策难以产生。为了保住各自政党的票仓，政客不得不顺应民意采取对立政策，不愿在重大政策上妥协，从而导致了经济和社会福利状况不能好转，再度挫伤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无论哪个党派掌权都难以改变这一趋势。
政治分歧一旦固化，就相当于束缚了治理主体的手脚，使之无法推行兼顾长远公共利益的措施，道路认同难以再次形成。例如，英国关于“脱欧”问题的道路分歧愈演愈烈，任何政治势力都难以按自身意愿推进议程。特雷莎·梅（Theresa May）担任英国首相期间因担忧“硬脱欧”冲击经济而于2018年提出“软脱欧”方案，本希望平衡两派诉求，却使党内“硬脱欧”派与“软脱欧”派矛盾彻底公开化，“脱欧”协议三次表决均未通过，特雷莎·梅最终下台，其继任者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亦无法缓解党内外的严重道路分歧。
可见，长期受忽略的道路认同在政治认同整体中不可或缺，是促进公共参与行为转化、维系基础认同长期生效的必要认同层次。道路认同所具备的方向性、适应性使得其难以在基础认同塑造过程中自然形成，有必要将其作为需专门塑造的认同层次来看待。何种制度工具能够塑造道路认同、通过何种机制塑造道路认同是需要继续探讨的话题。
三、荣誉表彰：道路认同塑造机制及其方向性特征
既有研究对教育、宣传、仪式、象征等基础认同塑造方式已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讨论。而对于道路认同塑造方式的认识仍处于模糊状态，这既使得对道路认同缺失造成的风险危机缺乏问题诊断和应对措施，也使得道路认同塑造的具体机制未得到充分揭示。在道路认同塑造工具和机制的识别与理解上，中国的长期治理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坚持中国道路、坚定道路自信、塑造道路认同是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关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亦将“坚持中国道路”作为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之一。相较于已产生深刻道路分歧的国家，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治社会环境随现代化进程推进产生深刻变化，道路认同始终处于高水平状态。其中固然有中国政治制度在凝聚认同方面的整体优势，在具体制度层面，荣誉表彰亦发挥了塑造道路认同的关键作用。
为系统分析荣誉表彰，有必要对其概念进行界定。荣誉表彰是公权力对典型人物给予政治认可、推广先进事迹，使其获得广泛社会认可的制度化政治活动。受到表彰的典型人物成为特定政治价值的象征和载体，对其先进事迹的具体诠释和传播能够塑造社会层面的观念偏好。荣誉表彰是将抽象价值映射到具体个人和群体的过程，处于抽象层次的基础认同内涵通过可直接感知的具体事物外显，延伸至道路认同层次。进一步，社会媒介使得这种映射改变公众认知偏好和关联参与行为，形成一套政治与社会的共同价值体系并改变社会实际。
荣誉表彰主要在推动国家发展道路实现的政策执行阶段发挥作用。在决策阶段，对目标任务的规划、实施举措的安排基本以政策形式呈现，在执行环节仍须通过连接公众生活的政策叙述、阐释以获得公众理解和行为支持。荣誉表彰制度正是在发展规划形成后的执行推进环节融入治理过程，形成了复合塑造道路认同的机制。如图2所示，荣誉表彰以目标任务、实施举措为出发点，通过表彰典型人物、推广先进事迹并行的基本环节进行。推广先进事迹使得表彰典型人物的功能超越既有研究已普遍提及的激励作用，而拓展为面向社会的政治活动；表彰典型人物赋予先进事迹以政治权威，使先进事迹更易凭借制度公信力获得社会认可。荣誉表彰的周期性开展开辟了政治与社会通过互动达成共识的制度化渠道：既有社会知晓度较低的典型人物因获得荣誉而广为人知、获得社会认可，也有已获得广泛社会认可的典型人物被授予相应荣誉。这种政治与社会的双向互动使国家荣誉本身成为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
荣誉表彰制度在政治社会互动过程中，主要通过象征人格化、目标具象化、行为导向化三个机制实现道路认同的塑造（见图2）。象征人格化机制通过具有权威性、神圣性的政治仪式来实现，被选树的典型人物由此成为特定政治价值和意志的象征载体。与国旗、国歌、政治地标等非人格化的政治象征载体不同，典型人物既通过共同的国民身份与公众产生同一性联结，其言行也为公众的模仿与习得提供示范。因此，典型人物在参与行为引导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往往超过一般象征所具备的行为引导能力。
图2 荣誉表彰制度的道路认同塑造过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目标具象化机制通过荣誉的稀缺性与权威性吸引公众注意力，促使公众聚焦于典型人物所代表的治理领域，在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治理面向中识别和明确当前阶段的重点目标。近年来，最高荣誉集中向科技、教育、扶贫等领域的典型人物颁授，体现的就是这些重点领域在国家治理议程中的优先位置。荣誉表彰进一步将公众注意力转化为集体性认知，促进公众对治理目标价值意义的内化。例如，雷锋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的象征内涵均因宣传表彰产生变化，其象征内涵均有针对性地聚焦于所处时期的国家治理重点。
行为导向化机制将示范行为与特定价值目标相关联，促进目标导向的行为转化。典型人物作为象征载体，赋予特定参与行为新的政治价值，其先进事迹向公众传递了具有目标导向的示范行为，明确“什么是正确的事”“如何做正确的事”。公众通过内化政治价值来强化公共参与动机，并通过对示范行为的习得表达支持、认同，从而使公共参与本身更加具备长期目标导向的特征。此外，典型人物因荣誉表彰成为政治与社会的联结纽带，各类社会治理主体根据自身资源和能力禀赋参与对应领域治理，以表达其支持态度，进而汇聚为更广范围、更多样方式的治理合力。
荣誉表彰在短期内实现道路认同塑造的同时，也长期促进了基础认同的积累。不同时期、不同领域被授予荣誉的典型人物共同组成了群像性质的政治象征，典型人物在特殊性层面的内涵被不断丰富的同时，其一般性层面的内涵亦得到持续凝练，使得荣誉表彰在实现道路认同塑造功能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积累基础认同的功能。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例，党在不同时期表彰了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这些荣誉在具体历史场景中积累形成，并逐渐凝练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构成了中国政治价值体系中的核心政治象征之一。这实际上反映的就是典型人物群体从道路认同象征转向基础认同象征的质变过程。
荣誉表彰制度在基础认同“心往一处想”之下，塑造道路认同并使之转化为广泛公共参与的“劲往一处使”。荣誉表彰通过象征人格化、目标具象化、行为导向化连接内隐的观念支持与外显的行为支持，促进基础认同基于当前发展阶段延伸形成道路认同，转化为广泛公共参与的治理合力。通过在各发展阶段持续授予典型人物荣誉并表彰其先进事迹，荣誉表彰制度的象征能力不断增强，从而在长期维度上有效促进了基础认同的深化与积累。
在明晰荣誉表彰制度何以将基础认同转化为具体层次的道路认同、连接公共参与行为后，还需进一步回答：道路认同塑造需与发展道路推进相同步，荣誉表彰是如何实现这一功能的？以下将通过中国荣誉表彰制度的演进分析，揭示该制度所具备的方向性与适应性及其实现机制。
四、中国荣誉表彰制度演进及其适应性特征
中国荣誉表彰的制度演进以适应性为核心特征，与政治制度整体相衔接、与社会环境变化相适应，其道路认同塑造功能持续强化。从发展历程来看，中国荣誉表彰制度对本土荣誉传统进行了现代转化，先后形成了动员型和统筹型两种机制。考察两种机制的演进历程，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荣誉表彰制度与不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内在机理。
现代意义的荣誉表彰是在近代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背景下形成的，并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了现代转化。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谥法、封爵、禄秩、官品、旌表等多种授予名誉性政治地位的位阶制，通过稀缺性凸显地位等次，并指导官民的观念和行为。这些维护等级秩序的制度传统进入现代后逐步衰落废止。在位阶制之外，古代社会形成了崇尚具有崇高人格、立下不世功勋的英雄的传统，对英雄的评判不是来自于朝廷封授，而是民间和后人的评价。近代救亡图存的思潮之中，“英雄”概念再次被唤起，并出现了英雄出自平民、为平民立功的转向，“民族英雄”“人民英雄”等现代政治概念和象征开始形成。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主导了“崇尚英雄”传统的改造，并赋予其塑造政治认同所需的“争做英雄”现代内涵，使得荣誉表彰具备社会动员能力。
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便形成了规划发展道路并逐步实现的政治行动方式，塑造道路认同在这一时期就成为重要政治需要。党在创立初期就形成了制定“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道路规划方式，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为一定时期内的目标任务。为了推进目标逐步实现，需要阶段性地统一思想来统一行动。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筹备期间阐述了“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具体内涵，“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党的政治目标及其实现道路不仅要在党内形成共识，更要获得地方民众乃至全国范围的认同，以此吸收壮大革命力量。在迫切的革命形势下，公共教育等常规认同塑造手段既难在短期内达到效果，也缺乏实施条件，荣誉表彰短期内塑造道路认同的重要性因此得到凸显。
荣誉表彰需要适应传统社会尚未形成基础认同的现实环境，与社会动员协同进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需要将“一盘散沙”的乡土社会整合为一个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和组织的政治社会，让无政治意识的农民群体动员到党的目标之下，让被动的个体积极参与集体公共生活。在现代政治理念尚未广泛传播的传统社会中，荣誉表彰的道路认同塑造功能难以传递给基础认同较为薄弱的广泛公众，需先经动员才能使其功能发挥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社会动员也需行之有效的道路认同塑造手段，使得公众形成自发参与动机。毛泽东提出“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反映的就是将社会动员与认同塑造相结合的迫切需求。在这一背景下，荣誉表彰形成了嵌入社会动员的运行机制，奠定了制度雏形。
图3展示了动员型荣誉表彰的运作机制。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了实现政治目标推进、道路认同塑造的同步进行，荣誉表彰被作为中间环节嵌入动员过程，目标具象化、行为导向化机制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制定目标后，根据地政权作为权力主体发起初步动员，取得一定成效后对其中涌现的典型人物进行荣誉表彰。典型的树立直观外显了动员目标，并推广了公共参与的渠道、方式。道路认同经由荣誉表彰塑造，其动员效果进一步强化，促成动员目标的最终实现。政治动员要实现的是在短时间内促进人力、物力、财力的流动和集中，其效果难免随时间延长而衰减。时效限制使得道路认同所指向的目标需要在短期内实现，道路认同中的长期目标与阶段任务往往是相重合的，具有单一目标、强时效性的特征。
图3 动员型荣誉表彰的道路认同塑造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彰劳动模范王进喜就是在初步开发大庆油田的大背景下动员型机制运行生效的典型案例。石油工业部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中写道，“大庆油田的这一整套评比检查，实际上是动员、引导群众大找差距，大比先进，大帮后进，大争集体荣誉的有效方法”；“会战一开始，就发现了‘王铁人’的奋不顾身的模范事迹。……我们就抓住了这个典型，开了一个上万人的群众大会。把周围三十里的吹鼓手请来了，给‘王铁人’披红戴花，骑上高头大马，书记牵马，吹吹打打送到会场，拥上主席台，领导同志做报告，许多人介绍他的英雄事迹。”石油工业部认为，没有这一系列群众运动，“大庆会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动员型荣誉表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广泛运用使得公众在道路认同引导下充分融入公共政治生活。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李维汉在1944年总结道：“群众创造能力的闸门被打开了，我们已经发现了不少的模范医生，模范医药组织，各卫生模范村，各模范小学与识字组，各模范黑板报，读报组，工农通讯员，模范秧歌队……。只要我们善于坚持下去，一定能在数年之后，使边区面貌为之完全改观。”1954年，中共武汉市委在向中央和中南局汇报防汛斗争时总结道：“大批积极分子和模范人物入党入团，更为广大群众树立了政治上的明确目标。”
动员型荣誉表彰的象征构建机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健全，基础认同塑造能力亦随之加强。早期的动员型荣誉表彰是各地方根据地分别开展的工作，因战争形势限制，未能形成整体性的认同塑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央为纪念近代以来牺牲的革命烈士，决定以“纪念死者，鼓舞生者”为宗旨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央对地方典型人物的表彰活动开始形成与国庆相结合的仪典形式，并要求各地方通过学习英雄模范宣传爱国主义、劳动光荣等价值理念和培养新国民公德。可见，荣誉表彰在作为地方动员手段的同时，中央亦认识到其整体性人格化象征构建的重要性，荣誉表彰不仅服务于地方政治目标的完成，也开始具备构建国家层面的道路认同、积累基础认同的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发展目标进阶为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全方位发展，分阶段逐步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逐步明晰。“三步走”战略的顺利推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提出、“两步走”战略安排的形成，为荣誉表彰制度的方向性演进提供了清晰指引。与此前所不同的是，长期目标需要多阶段长期推进，而且各阶段任务需统筹协调各领域现代化的协同发展，这对荣誉表彰制度的功能发挥提出新挑战。一是需要适应多领域治理目标并存的治理格局，应对多领域同步现代化带来的发展问题同步涌现的挑战。二是需要适应治理需求的长期性、复杂性。诸多领域的治理需求长期存在，需多种治理要素持续投入、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才能逐步达到长期目标。这使得道路认同需从聚焦单一目标转向整合多维目标、协调多阶段长周期任务。
多维治理目标并存、长期复杂治理需求的出现既推动了国家治理转型，也使得荣誉表彰须强化顶层制度设计，形成深度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新机制。通过持续的制度改革，中国逐步建立起一套由执政党统领多元治理主体与各治理领域，并依托科层化行政体系与工具性治理方式共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治理体系。随着动员型机制在短周期内集中克服资源约束的历史使命完成，当前治理环境亟须构建一种适应长周期、可持续、多维协同推进的整体性道路认同塑造机制。该机制应在观念层面统筹多元治理主体的禀赋优势，分层分类地将治理资源持续投入至国家级重大治理项目，以实现更为综合和长远的战略发展目标。
在发展道路延伸、治理转型推进的双重驱动下，荣誉表彰制度在20世纪末至新时代以来逐步实现了向统筹型机制的转变。统筹型的特征体现为：体系统筹，形成从中央到基层的连贯荣誉梯次，既覆盖地方基层各行各业，又在中央层面统合多维目标、突出重点任务。过程统筹，中央对地方荣誉表彰从结果指导拓展为全过程指导，使各层级荣誉表彰指向国家整体的战略目标。制度统筹，推动国家、政党、军队荣誉表彰相贯通。功能统筹，促进道路认同与基础认同的双向转化，增强政治认同整体效能。
向统筹型机制的转变起始于中央层面对荣誉表彰制度的系统管理和总体规划。20世纪末期，随着治理需求的快速膨胀，地方评比表彰活动一度出现体系臃肿、规模泛滥、管理宽松的现象。对此，中央开始进行针对性调整，国务院办公厅于2006年转发监察部等部门《关于清理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意见》，要求巩固1996年严格控制评比活动以来的工作成效，以“全面清理、逐级负责、严格审核、大幅减少、统一规范”为原则，进一步做好清理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工作。
荣誉表彰制度的顶层设计在新时代得到了集中系统推进，形成了健全完善的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形成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201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决定成立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由其承担统筹协调、政策制定、督促落实职能和功勋荣誉表彰评选、颁授、典礼等工作。《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以下简称《勋章法》）于同年颁布，对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设立、授予和管理等作出详细规定。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牵头起草制定系列条例，最终形成了由《意见》《勋章法》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等共同组成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由“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组成国家、党内、军队最高荣誉并设立功勋簿，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荣誉梯次。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以更严格标准进行政治荣誉的审批管理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推动全社会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
从具体运行机制来看，新形成的统筹型荣誉表彰机制（见图4）与之前的动员型机制（见图3）有所不同，统筹型机制不再作为单阶段任务的中间环节，而是在规划道路、引导参与、完成目标后，将荣誉表彰作为衔接完成前一阶段任务与制定新目标的环节。政府作为权力主体和治理主体之一，规划发展道路、制定阶段目标，引导公众和其他治理主体初步参与治理。通过荣誉表彰，将完成阶段目标的治理绩效集中展示并具体指引公共参与示范行为。在发展规划指导下，新目标与强化的道路认同相结合，促使治理主体将资源和注意力转向新目标，提高公共参与程度，使该领域沿规划道路推进，直至完成阶段目标，进入新的良性循环，道路认同、公共参与、阶段推进环环相扣，在正向互动中持续强化治理合力。
在实现全面小康的发展阶段推进中，统筹型荣誉表彰深度嵌入国家治理，形成道路、目标、参与良性循环的典型案例。2001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将阶段目标定位为“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在阶段目标完成之际，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于2011年11月表彰全国扶贫开发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中共中央、国务院于同年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明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减贫工作的奋斗目标。2020年11月，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实现全部脱贫摘帽，绝对贫困问题在中国得到历史性解决。《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指出，“扶贫减贫是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调动各方积极参与”，“形成共同意志、共同行动，聚力攻坚克难”是战胜贫困顽疾的重要经验。其中，“建立脱贫攻坚国家荣誉制度，表彰脱贫攻坚先进典型，营造了人人愿为、人人可为、人人能为的社会帮扶氛围”，推动消除绝对贫困目标的完成。2021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颁奖。获得该称号的典型人物，均是在脱贫攻坚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广受社会认可的先进代表。他们在脱贫攻坚多个阶段的道路推进过程中屡获中央与地方荣誉，所展现的行为导向效应也在持续强化，例如村支书毛相林带领全村村民在悬崖凿开8公里长的石道实现通路致富，基层干部白晶莹带动当地2.6万名妇女参与蒙古族刺绣产业实现劳动致富。在超出特定地域与领域的更广泛层面，公众在消费金融、科教文体、社区服务等领域产生了目标明确的具体助贫行为，重视公共利益等认同性因素对公共参与行为起到显著内驱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中国人民意志品质、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充分彰显，赓续传承了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长期塑造的道路认同在完成重大战略目标后逐步转化为更为稳固的基础认同，对脱贫攻坚典型的表彰将长期发挥认同塑造作用。
图4 统筹型荣誉表彰的道路认同塑造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结合理论与现实，厘清了政治认同的具体化和行动转化层次———道路认同。道路认同以国家发展的目标任务、实施举措及示范行为为指向，是身份、制度、价值等基础认同在一定发展阶段的具体化延伸，既关联目标导向的公共参与，也起到整合政治分歧、巩固基础认同的作用。道路认同的方向性与适应性特征，需要有别于传统认同塑造方式的、与国家治理进程紧密联动的制度工具。
对荣誉表彰制度认同塑造功能的分析，拓展了道路认同塑造的理论认知和工具认知。荣誉表彰作为给予典型人物政治认可、推广先进事迹使其获得广泛社会认可的制度化政治活动，通过象征人格化、目标具象化、行为导向化机制实现了道路认同塑造、关联参与行为以及治理合力的最终形成，从长期来看促进了基础认同的巩固积累。本分析促进了荣誉表彰作为常见政治现象的学理化，揭示了荣誉表彰的功能机制。
为实现道路认同与发展阶段推进的同步塑造，荣誉表彰制度自身需具备高度适应性，保持与政治制度整体和治理环境及需求相衔接，中国荣誉表彰的制度演进反映了这一过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形成了科学规划长期目标、阶段推进目标实现的国家治理范式，也奠定了荣誉表彰自成型起便服务于塑造道路认同并随阶段演进调适自身的制度特征。先后形成的动员型机制和统筹型机制分别适应了基础认同薄弱和多维目标并存的政治社会环境，荣誉表彰道路认同塑造能力的长效性在制度演进和顶层设计中得到持续增强。
随着我国荣誉表彰制度机制日臻完善，与国家治理体系实现深度融合，基于统筹型运行机制塑造道路认同、巩固基础认同的能力获得了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和制度支撑。有学者早在2010年就倡议“建立起统一完善的国家功勋荣誉制度”，从中外比较和当代中国发展的角度阐明其现实必要，并提出了制度构想。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了《意见》，《勋章法》及配套法规、规章随之出台实施，这既是对宪法规定的国家荣誉权力的具体制度落实，也是对成型经验的进一步制度化。
基于法律规范，荣誉表彰升格为国家重要政治制度安排，其认同塑造能力更具有统领性和长效性。在规格层面，《勋章法》第2条规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为国家最高荣誉”；在执行层面，《勋章法》第9条规定“国家在国庆日或者其他重大节日、纪念日，举行颁授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的仪式”（对于记载、宣传荣誉表彰的规定又见第10至12条）；在对象层面，《勋章法》第17条规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应当珍视并保持国家给予的荣誉，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自觉维护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声誉”。这些法律规范为荣誉表彰充分发挥“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并实现道路认同塑造，明确了政治导向和法治依托。总的来说，荣誉表彰的长期实践为其制度体系的成型提供了丰厚历史经验，制度体系进一步为荣誉表彰认同塑造、行为引导功能的实现提供了长效保障。
本文围绕政治认同层次的理论拓展、荣誉表彰的功能机制以及中国荣誉表彰的制度演进展开分析，有助于解释为何在许多基础认同深厚的国家仍发生严重的政治对立与极化现象，而中国社会则长期维持了对国家发展道路的广泛共识。当前西方经历的认同危机表明，基础认同赋予政治制度的正当性并不能延伸为制度运行结果的正当性，执政党频繁更替造成道路认同缺乏稳定的维护主体，制度层面也缺乏保障道路连续性的机制安排，公众的道路分歧会传导为基础认同失灵、政治制度失效。与之相比，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型政党特质”融汇于中国政治体制之中，广泛塑造目标共识、逐步实现发展目标既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所决定和需要的，也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所在。西方荣誉表彰制度未同中国一样形成道路认同塑造能力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授予荣誉的精英导向。虽然诸多西方国家的荣誉表彰制度面向平民开放，但其仍主要作为政治精英的地位分配手段。并且，一些国家将荣誉表彰视作政治精英团体的运作模式，例如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本国公民才具有加入法国荣誉军团的资格。将政治精英作为典型人物的核心来源，虽然也能起到政治象征构建的作用，但因与平民的疏离使得目标具象化、行为导向化难以生效，抑制了道路认同功能的形成。相比之下，中国荣誉表彰制度的道路认同塑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其中蕴含的持续塑造道路认同的治理经验也为解决世界普遍面临的政治认同挑战提供了中国方案。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纵深推进，荣誉表彰制度的演进也不会停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优化英模人物宣传学习机制，创新爱国主义教育和各类群众性主题活动组织机制，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缅怀先烈、争做先锋”。在已构建的中国特色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框架下，如何进一步让荣誉表彰深度嵌入国家治理，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理解和实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协同塑造的重要命题。
道路认同及荣誉表彰研究仍有多方面议题有待深入挖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明确指出：“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凝聚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手段。”进一步深化对荣誉表彰建构和巩固道路认同功能和机制的理解，也是对“要抓好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宣传解读，阐释重大意义”这一重要指示的响应与落实。
立足于此，本文通过梳理政治认同理论脉络和比照中外政治实践，提出道路认同概念并分析其与政治认同整体的关系，阐述了在全社会塑造对国家发展道路认同的必要性，深化了对中国何以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学理认识。对荣誉表彰及中国制度实践的分析，为这种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和典型案例，回答了中国荣誉表彰制度何以长期实现从“心往一处想”到“劲往一处使”的认同塑造、行为转化的问题。在理解道路认同重要性和荣誉表彰塑造功能的基础上，更深入的研究将不断为政治认同和国家治理提供新知，促进基于中国政治实践对现代国家治理共同问题的理论阐述与实践借鉴。
（全文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