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曾为国权教授的一部书稿（《权力法治与廉政治理》）写过序。七年之后又有幸读到国权教授的最新作品《广义政府与功能性分权理论》。从两部书稿的名称中能感受到一种“与时俱进”的气息。对照起来看，两书既有内在的联系，也有相当的“断裂”。此处的“断裂”两字不意味着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而是在保持连续性的前提下，有所拓展、有所突破，从而开辟出一个新的话语空间。因此，我是以“刮目相看”的心态来阅读《广义政府与功能性分权理论》一书的，并尝试以读者身份来撰写本序——下面的文字是阅读札记的某种转化，也是向国权教授提交的一份读书心得。
按国权教授的说法，《广义政府与功能性分权理论》的主要内容“将围绕‘何为中国的国家’‘中国国家运行逻辑’两条主线展开。把握国家主体及其运行后，研究将进一步推进，探讨根据现有体制和制度思考如何完善国家权力的控权方式与制约监督体系，如何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实现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细敲碎打地说，书稿尝试讨论三个问题：（1）静态的权力结构；（2）动态的权力运行；（3）公权力监督体系与运作机制（以及如何完善）。在八章的篇幅中，第一章至第五章讨论了前两个问题——它们被作者归于“权力配置”的类别；后面三章则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广义政府脉络下权力监督的问题。因此，换一种“大条”一些的说法，书稿实际上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权力配置”，二是“权力规范”。
在我的印象中，国权教授先后主持了四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30年来在反腐败及权力制约监督理论领域深耕细作，可谓硕果累累。与前面三个重大项目的结题报告有所不同，这一次结题报告的关键词是“广义政府”。换言之，课题的研究重心从权力制约监督拓展到权力结构的分析。这一变化意味着国权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在功能性分权理论的基础上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实现了一个飞跃——从权力规范的研究拓展到权力结构的分析。这一转折似乎有点唐突，然有内在的联系，毕竟讨论权力制约监督（权力规范）的议题，不可避免要追问权力主体及其结构、运行等问题（权力配置）。在中国政治研究领域，两者的联系似乎更为自然，甚至不言而喻。在这个意义上，国权教授的这部书稿为我们呈现了一种新的研究格局。通读下来，我的感觉是作者在第一部分（权力配置）花费了更多的精力，作出了相当精彩的论述，其中备受关注的核心概念——“广义政府”，一个被认为是“出圈”的术语，便是在这一部分得到阐释的。
因为有“出圈”之议，所以在进入具体的评述之前，我想简要勾勒一下作者、评论者以及读者所处的学术语境，这样有助于我们阅读和理解国权教授的这部新著所表达内容。当下中国正处在人类现代化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人们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描述这一变化。提倡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生产，构建三大体系（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便是对这一历史趋势的一种学术自觉。与此同时，这一学术自觉也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变化的内在要素，两者处在一种辩证的互构关系之中。毋庸讳言，新世纪/新时代出现的这一变化对于原有的学科知识体系提出了程度不同的挑战，因为既有的知识大厦（从概念到理论到分析范式）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移植和拷贝。百年之后回头看，“拿来主义”产生的结果是复杂而多元的：其中相当部分的知识被证明具有普遍性，经过代际更替的本土化，已经成为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的内在要素；也有一部分知识仍然作为一种“外在要素”存在，没有落地或完全落地，需要时间和实践的进一步淬炼和选择；另有一部分知识则处在“隔靴搔痒”的状态，难以在中国的土壤上找到落脚点，必须剥去其普遍性的外衣，还其特殊性的面貌。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挑战和需要作出的回应/调适在不同学科是有差异的。在我看来，受这种挑战影响最大的学科，可能是政治学、法学（公法部分）与公共管理学（政府部分）。原因很简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句话翻译成学术语言，便是说中国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之间最根本性的区别（特殊性）体现在政治维度。因此，基于西方政治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而形成的概念、理论和知识体系，无法充分解释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便是一个需要研究者必须正视的基本事实。相比之下，政治学、法学和公共管理学三门学科与政治/政府的关系最为紧密，因此受到的挑战及需要作出调整的幅度也最大。
换一个角度看，如果将压力转化为动力，那么政治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拥有的理论创新空间（包括提出新概念的概率）也是最大的，国权教授及其团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数十年来，国权教授一直致力于研究真实世界中的问题，并从中寻找中国方式的表达。例如，基于“第三区域”（开发区、新城、新区和功能区等）的研究，他们发现了高经济增长和高廉政风险并存的“双高”现象。尽管与公权力伴生的腐败问题是整个世界面临的难题，但中国的腐败问题源于特定发展阶段的特定体制，无法照搬西方的理论和制度来解决。对致力于本土理论建构的国权教授而言，真实的中国经验是理论探索的根基，离开了这一根基，概念和理论创新就有可能成为“空中楼阁”式的想象，脱离了社会科学的范畴。正是基于这一方法（论），国权教授的思考和理论显示了自身的特点：从具体的经验研究入手，抽象出概念，进而上升到理论，然后在理论的阶梯上一步步向前探索，由此呈现出一个逐渐系统化的发展脉络。本书提出的“广义政府”概念，可以说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或亮点，它的提出标志着国权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的学术探索已处于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前沿地带。
本序的写作便是在这一语境下展开的。为了方便表述，下面的文字分为三个部分：（1）简要勾勒一下本书提出的新观点；（2）这些新观点引发了怎样的理论调适；（3）对国权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的一些期待。
Part.[01]对中国公权力主体的重新认识
对中国公权力主体的重新认识是近年来中国学界的一个重要变化，标志性口号就是“将政党带进来”。西方的中国政治研究曾经非常重视中国共产党，早在1966年，舒曼（Franz Schurmann）就出版了《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一书，后来随着市场转型和民主化研究的不断推进，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和社会阶层的研究越来越多，政党研究渐渐淡化。只是到了21世纪初，学界才有人主张“将政党带回来”（bring the party back in）。对于中国政治学者来说，尽管政党在中国政治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学术自主性，研究议题的设置和讨论方式深受比较政治学的影响，政党视角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所以不是将政党“带回来”，而是将政党“带进来”。这一变化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不但涉及认知范式的转型，也包括概念/术语的重构。在这方面，国权教授及其研究团队感觉敏锐、思考深刻，作出了有力的学术回应。其中，“广义政府”是一个纲领性概念，也是整部书稿的关键词，它表达了作者对中国政治的新认知：“中国实质上的国家由整体性的‘党和国家’组成，是复合性的，具有政党形态和宪法形态。复合国家的国家机构当然也不是单一的，它不仅包括宪法中规定的国家机构，还包括一部分党组织。因此，广义政府意指复合国家的机构之和，与公权力层面上的国家等义。”“当代中国政党形态国家和宪法形态国家构成复合国家。复合国家是一种国家形式，从概念上把握复合国家比较抽象，因为公权力意义上的国家基本上与掌握权力的公共机构等义，为方便理解我们用‘广义政府’这一公权力国家概念指代中国复合国家的国家机构。”
简言之，“广义政府”一词突破了西方政治学概念世界的边界，将抽象的概念符号植根于中国的土地，与此同时，也为进一步的概念生产和理论创新打开了通道。下面列举的几个案例可以视为同一产品的不同型号。
（1）广义政府的概念内涵与边界。广义政府将政党带了进来，但并非所有政党组织都属于广义政府。为了廓清中国国家公权力的边界，作者将国家与社会分析范式带进政党——借用波兰尼的说法，这是一种理论层面的反向运动。借此区分了政党的双重属性：“根据组织场域性质的差异，将党组织分为国家性质党组织和社会性质党组织。”“党中央，党的省级、市级、县（区）级、乡镇（街道）委员会以及设置在国家机关中的党组，可以称为国家性质党组织……各企事业单位、农村、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团体中的党组织，可以称为社会性质党组织。”可见，广义政府是由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加国家性质的党组织组成的，其中又可分为党和国家（所有国家机构）组成的广义的广义政府，以及党和政府（行政机构）组成的狭义的广义政府。
（2）广义政府的“一体两性”。作者认为，“广义政府存在‘一体两性’……也就是说，主体是共同的广义政府，但拥有两个不同的角色，这两个不同的角色具有不同的特性和不同的行动逻辑”。将组织层面的“一体两性”，投射到组织成员身上，便是“一身两角”：“广义政府人格化的主体绝大多数兼具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政治性身份和国家公务员的职业性身份，这是广义政府全体成员的基本特征。广义政府成员扮演不同角色、拥有不同身份时，表现出不同的行为逻辑。”
（3）政府的双重角色。一旦将政党带进来，宪法意义上的人民政府便具有了新的角色，即当代中国的各级政府不仅是宪法框架下的国家行政机关，事实上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行机关，扮演国家行政机关与党委执行机关两种角色。
（4）央地关系的党政二元属性。依据同样的逻辑，不难发现，中国的央地关系具有两个系统：政党维度的央地关系与国家/政府维度的央地关系，它们相互交织，但又不完全等同。
（5）广义政府的双重治理逻辑。在作者看来，“广义政府的双重属性又会导致双重治理逻辑，即政党治理逻辑与政府治理逻辑”。具体一点说，“行政意义上的广义政府最重要的内在特征是兼具政党属性和政府属性，两种属性贯穿广义政府，塑造其行动模式，致使其运行过程受政党和政府双重逻辑驱动。党政双重属性及其各自的逻辑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家各类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及治理结果”。
（6）两种治理逻辑的协调。既然存在两种治理逻辑，就产生了一个如何协调的问题：“双重属性是平衡党政关系、央地关系的重要机制，但两者又始终具有系统性张力，存在各种矛盾冲突。”此言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政关系的处置上经历了多次反复。
上述一系列的命题/判断或问题可以从广义政府的概念中逻辑推演而来，一如剥笋，层层展现，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在此，用“广义政府论”来概括上述内容想必是可以的。从理论上说，重新认识公权力主体最重要的一环是带入政党。了解和分析中国政治，脱离了政党，犹如航行于大海之船失去了风帆和舵手，而一旦将政党带进来，就不可避免地对现有知识体系造成巨大冲击。事实上，“广义政府”更换了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大厦的基石，对政治学和法学的知识传统提出了结构性挑战。作为理论创新的一个组成部分，国权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必须做好面临各方“诘问”的学术和心理准备。需要指出的是，当下我们以逻辑方式加以呈现的东西，其生产过程未必是逻辑——它们是国权教授及其研究团队殚精竭虑的结果，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书稿写作过程中，国权教授所经历的磨难与快乐（“痛并快乐着”）。
Part.[02]功能性分权理论的自我调适
早在七年前，国权教授提出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三分逻辑，我用“新三权论”概括这一创见。回过头来看，国权教授早就在从事自主知识生产/理论创新的活动了。新书稿的一个变化是，国权教授在方法论层面具有了明确的反思意识和自觉体悟，这些变化集中体现在第一章的相关讨论之中。
如前所述，中国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理论范式、学科门类、知识体系等都是从西方引进的。通过开闸出海、积极吸纳西方先进的社会科学成果，中国学界一下子提高了自身的“水位”，不过，最初阶段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辨析哪些是适合中国的、哪些是不适合的。在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现象。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拿来主义”必须付出的代价。只有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才会慢慢发现和正视不断出现的问题。
一旦问题出现——中国实践与西方理论出现了矛盾，怎么办?这个问题不易回答，因为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理论同时包含着价值和经验（科学分析）。当西方理论和中国现实不吻合时，逻辑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西方理论是“普世”真理，如果理论与经验不相吻合，那么致力于改造/改变中国就行了;另一种观点相反，认为中国的许多本土性特点很难改变，或不应改变;在理论与经验不相吻合时，需要改变/改造的是理论。前者是改造国情论，后者是国情出理论；或者改造本土国情，或者改造外来理论，两者之间的张力是不可避免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今天仍然面临这个时常翻新的“老”问题。
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国权教授的回答很有智慧：一方面，他主张尊重中国国情，如果理论与实践不相吻合，就应当改变理论(从事理论创新)；另一方面，他又反对中国特殊论，强调人类文明建构的普遍性。这样说比较抽象，我想以国权教授的“功能性分权理论”作为一个案例来说明，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有趣也很有启发意义的理论探索实验。
在讨论权力制约问题时，国权教授首先设置了一个可比较的基点——人类现代文明，凡属于人类现代文明的国度，肯定有共通之处。接着，国权教授设置了关键性概念——分权。分权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共同之处)，不但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离不开分权，在社会生活中也是如此。通过分权取得制约效果，在西方采取了“三权分立”的方式。国权教授认为，这种方式不适合中国国情。需要注意，在否定“三权分立”时，国权教授并没有否定分权原则，换言之，“三权分立”只是分权的一种特定形式，而不是唯一形式。在概念策略上，这是一种分离之术（decouple），也就是将原先认为是密不可分的要素分解开来，一如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的分离（这是发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故事），或选举与民主的分离（这是“第三波民主化”研究的最大发现之一，由此有了“选举威权”的全新组合），等等。概念要素的分离带来了新的缝隙或可拓展空间，由此依逻辑线索向前溯源，也就是沿着萨托利所谓的“抽象阶梯”(ladder of abstraction)向上攀登（越是往前推理，抽象程度越高，共性也就越显著），最终国权教授在分权的背后找到了分工，找到了一条从分工角度去理解/解释分权，进而实现权力制约的理论进路，这便是“功能性分权理论”的由来。这个理论的突破点，在于找到一个可以与西方理论对话的共同问题，既然权力腐败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是现代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那么中西方处理权力问题的逻辑起点肯定是一样的，在控权原则这个一级领域差别不会很大。两者的差别集中在二级领域，亦即具体的制约方式。相同的原则经过具体的制度设置，一分为二或一分为多，在逻辑上就变成子类型或亚类型。据此，国权教授认为，中国完全可以发展出和西方不同的分权理论。简言之，和西方解决共同的问题，但有不同的制度/机制和思路。
需要指出的是，当年探讨“新三权论”，还是基于原有的“国家”“政府”概念。如今国权教授在理论创新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将政党带进分析视野，提出了“广义政府”的概念。众所周知，概念是理论脉络中的节点，也是构造理论大厦的基本单元，任何概念创新都会带来相应的连锁反应，如果是基本概念，则其波动的范围更为广泛。因此，对国家公权力主体的重新认识，为国权教授原先建构的功能性分权理论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其中以下两个问题最为关键。
第一，广义政府论与功能性分权理论是什么关系?
从时间上看，功能性分权理论的提出在广义政府论之前，换言之，就起源而言，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问题在于，广义政府论一旦提出，两者之间如何整合便成为一个必须处置的议题。在这方面，国权教授运思颇多，其中三点值得一提。
其一，提升功能性分权理论的层次，扩大包容度。“将功能性分权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和国家理论引入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知识体系，对广义政府进行理论实描。”在我看来，国权教授试图把功能性分权理论提升到国家权力结构的高度，他认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权力结构的制度安排具有以下两大显著特征：“一是政党形态国家与宪法形态国家组成的复合国家整体性结构。……二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功能性分权结构。”此处，国权教授将功能性分权结构与复合国家整体性结构加以并列，足见其对功能性分权理论的重视程度。在他看来，“当下中国，绝对集中的权力已不复存在，无论是横向上的各类党政机关，还是纵向上的中央与地方，其实都存在着‘分工—分权’逻辑和‘集权—分权’逻辑，以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功能性分权理论透视，能够重新认识中国公权力体系的权力结构”。
其二，在提升功能性分权理论高度的同时，保持其作为权力制约/监督的原初关注。“以功能性分权理论来考察中国控权形式，是由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权力是集中统一的，而在具体的公共治理活动中却存在着分权或放权机制，形塑着各种权力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权力制约/监督的讨论将在一个全新的平台上进行：“我们找到分权的底层逻辑——政治分工，并以此为逻辑起点，构建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相互制约的功能性分权理论。作为一种国家理论，功能性分权从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方面审视和分析中国公权力体系，将中国国家的组织结构及其承担的公共管理活动囊括其中。作为一个分析框架，功能性分权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向度，全面立体地展现决策、执行和监督三大权力系统的内在关系。”
其三，对功能性分权理论进行重新界定。“功能性分权并非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赋予某一特定主体，而是以公共事务的完成为目标、从管理活动环节出发的分权，单一权力主体在不同的权力运行环节可能分属决策主体、执行主体、监督主体的不同角色。质言之，功能性分权带有抽象性，强调任何一项具体公共事务都存在决策、执行、监督三个环节，不依赖具体、特定的组织相互间专门制约。”经由这番调整，国权教授将广义政府论与功能性分权理论整合在一起。至此，功能性分权已不只是一种权力制约/监督的理论，还是一种国家理论以及研究的分析框架。
第二，功能性分权理论与集权体制是什么关系?
新书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重新设置研究议题，将集权体制与功能性分权理论结合起来。一如作者所言：“广义政府与功能性分权理论试图在比较政治学的知识谱系内，重新设置研究议题，探索构建集权结构下新的权力制约理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概括、总结、提炼、演绎出一套逻辑自洽的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知识框架。”
“本书对中国公权力体系的基本解释是政治集权结构下的功能性分权。政治集权是功能性分权的基本前提，组织分权是功能性分权的主要表现形式。”“广义政府与功能性分权理论的目标愿景，恰恰是在现代集权体制框架内构建可以平衡权力运行效率和控制廉政风险的一种国家权力监督制约体系。”
这一结合带来了新的挑战，即权力的集中统合与政府追求廉洁价值间的纠葛使中国的权力监督成为一项难题。记得当年书稿中引用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的比喻。两者讲的其实是一回事，只是角度不同。经由两个结合——广义政府论与功能性分权理论的结合、功能性分权理论与集权体制的结合，书稿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其视为功能性分权理论的升级版。
Part.[03]进一步研究的期待
《广义政府与功能性分权理论》是国权教授及其团队完成的第四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的结项报告。之前三个重大课题的结项报告分别以《权力制约监督论》《权力法治与廉政治理》《功能性分权：中国的探索》之名出版，国权教授称之为功能性分权理论研究的“三部曲”。从书名的演化中，我们可以管窥国权教授研究思路的渐次演进。大致而言，可以从两个基本维度来理解。
第一个维度是研究立场和方法。国权教授一直强调自己的研究是基于中国经验的客观描述和学理分析，在此基础上，力所能及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尽一份心。这种治学态度对其理论研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有“屁股决定脑袋”的说法，在学界，这个“屁股”就是如何治学，亦即研究立场和方法。如上所述，本书的一个特色是对研究方法的自觉——作者第一次系统地表达了治学方法论（第一章），虽然还存在某种程度的张力，但值得为其点赞。学术研究有其内在逻辑，作者能够选择的是出发点，选择一旦完成，接下来的过程便具有自在的性质，跟着学术感觉走就是了。
第二个维度是实质性理论建构的变化。最初基于“双高”现象和“法治悖论”的经验研究，作者提出了功能性分权理论，突破了权力制约研究中普遍流行的“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思路，主张根据国情探索分权制约的中国方案。如今的广义政府论摆脱了传统的“行政路径”和“国家路径”，基于中国国情来认识公权力体系，实现了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的第二次超越——突破了西方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的国家观/政府观。在此基础上，作者致力于将功能性分权理论发展为一种国家理论，完成了功能性分权理论的迭代更新。在某种意义上，本书的完成和出版意味着国权教授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发生在国权教授身上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时代转型。对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恢复的政治学来说，这种转型可以表述为：从拷贝移植式的借鉴学习转向借鉴学习与自主知识生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对于政治学研究具有双重指向：一方面，指向承载着历史的现实，我们必须直面生活中的中国政治/公共管理，立足于中国经验来做学问，从事相关的知识生产;另一方面，指向现代化的未来，作为一种专业的知识活动，中国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的时代使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我看来，国权教授关于功能性分权理论的研究很好地兼顾了这两个方面。
当然，概念创制和理论创新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也是一项长期的学术工程，需要经受实践与理论的双重对话，不断丰富、完善乃至重构。就目前的情形而论，除了某些细节和局部有待推敲/商榷之外，国权教授似有必要回应两个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与实践有关，可以表述为:在集权体制的框架内，功能性分权究竟能否实现权力制约/监督的目标？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话题。第二个问题与理论有关，涉及功能性分权理论的性质与边界。在目前的叙述中，功能性分权理论既是经验的，又是规范的;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目标）；既是权力制约理论，也是国家理论；既是实质性理论，也是一种分析框架。是否有必要作出一些限制？期待在今后的研究中——如若可能，可以申请第五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再次看到功能性分权理论的“蝶变”。
利用这个机会，谈一下我对广义政府与功能性分权理论演化方向的一点看法。从目前的处境来看，国权教授及其团队今后的研究方向有两个策略。
第一个策略是上进策略，即打破学科边界，从公共管理学进入政治学领域。在学科交叉/交叉学科的背景下，不强调学科边界，而强调问题意识。与广义政府相关的，有三个理论阵地可以寻找突破点。首先是民主理论。作为一种制度/机制来看，广义政府与功能性分权理论关注权力监督问题。权力监督研究的重要支撑是权力来源的问题，因此，在逻辑上可以判定广义政府的研究必然涉及民主理论。但在理论上如何说明广义政府与民主理论的关联？广义政府将政党（部分）包含了进来，又引出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作为体现人民主权原则的代议制政府与作为“三个代表”承诺的政党在法理上如何安置?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如何统一?在解决这个世纪难题时，广义政府论有什么新的理论洞见和制度方案?其次是政体理论。政体理论在政治学中拥有悠久的传统，从古希腊的政体分类学说开始，到近代孟德斯鸠等人的发展，再到“二战”之后比较政治学的政体分类（包括民主与威权二分法），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分类模式和价值固见。广义政府论是否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政体类型？是否能够突破现有政体分类学说中包含的系统性偏见?最后是国家理论。广义政府论引发研究者对国家形态历史演变的思考。国家形态类型是多样的——从近代民族国家到现代民主国家，可根据不同的标准区分出不同的类型。当代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究竟是否是一个“民族国家”？广义政府论如何看待中国数千年的大一统历史?周光辉和彭斌教授提出“新型现代国家”，广义政府论是否具有足够的概念包容度来与之对话？民主理论、政体理论和国家理论依次递进，广义政府论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选择性对话和创新性思考。
第二个策略是“点到为止”，将广义政府的讨论作为一次必要的突击行动，然后将其作为前提加以固定，回过头来继续深耕权力制约监督这个“自留地”，并以此为基础继续开发尚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这就要求研究团队夯实基础，把“界桩、界碑”打好，致力于内部发力，不断完善功能性分权理论。无论选择何种策略，国权教授及其团队都面临重大的理论挑战。第一，国权教授及其团队已经进入一片如同沙漠或草原般广阔的理论空间。研究者已经不再是既有理论问题的“答题人”，而是要自己把控方向、设置研究议程、提出研究问题。相关研究要不要做、如何做，涉及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方向转型等问题，需要认真思考，自觉把控。第二，从功能性分权理论到广义政府论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所思考的问题已超越公共管理的范畴而涉及政治学等基础性学科。就逻辑而言，“广义政府”不只是一个概念创新，它本质上更是一种理论创新，其理论层次远远高于“功能性分权”。作者力图将二者结合起来（这也是课题结项的内在要求），任务非常艰巨。按目前的情形来看，这方面的理论工作——无论是广义政府论本身，还是其与功能性分权理论的结合，都还有很长的研究历程要走。
行文至此，想表达对国权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的敬意，权且作为这篇读书心得的结语：在如今这个“产品过剩”的年代里，对知识的追求反而成为真正的稀缺之品，在这种情形下，读到国权教授的书稿是一件令人欣慰之事;从书稿中我们能感受到某种闪光的东西，有了它，学术探索的星星之火，或许可以燎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