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觉得做学问应该保持怎样的品质？您对致力于学术研究的青年学生有哪些建议？

我在基本态度上，是不太赞同相对资深的学者对年轻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指引。因为我觉得不同的代际，学术研究有各自的特点和进路。我们可以多谈谈教训，但是不要去大谈经验。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成员，我主张新生代的学者跟老一代的学者最好是一种竞争性关系。我是反对像我们传统历史学界那样，90岁的学者不讲话，80岁的学者都不敢发言，轮到30岁学者的时候，已经没有发言时间了。鲁迅先生说的一个问题是非常重要，中国的老年人占尽少年人的道路、吸尽了少年人的空气。这是学术界的老一代面对青年一代时，要随时自警的问题。中国学术传统中存在的新老难以交替的问题，需要改变。当然，通过新老携手，特别是老一辈学者的一些教训，告诉青年一辈的学者，让后者避免重蹈覆辙，还是有其必要性的。新老携手，共同改善学术研究的品质，是我所期望的。我也是从青年学者这个阶段走过来的，我年轻的时候特别希望老师们给我谈一谈学术研究的经验和教训，让我们不要在同一个地方再次栽倒；现在步入老一代圈子，期望青年学者勿需对我们太过客气，应当有一种不断超越的学术勇气。

结合我自己30多年的学术研究体会，就维护学术研究的品质而言，个人体验应当是决定性的。这个说法，好像对我们的老前辈和资深同行们不太恭敬，但实际上中国一句传统俗语，就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解释：“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有时候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可能确确实实在学术上没有太大的贡献。在某些学科领域，一些学者长期领先学术界几十年，并不一定是好事，学术研究本身也应该是江山代有人才出。青年学者要追求学术研究的新意，形成自己的独特理解，彰显学术研究个性，避免只是为取得职称而发一些无聊文章。在此意义上，研究品质的高低同个人的研究立意高度相关。做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传播知识的学者，这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做一个有创见的学者，那就比较困难。强调学术立意高，就是在教学上要能够成功传播知识，成为一个好教师；在研究上要能够创新知识或者推进知识进步，成为一个好的研究者。

在我看来，一个学术品质高的学者，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必须要有跨专业的影响。一个学者如果只在本专业领域搞一些细碎的研究，包括在资料整理和挖掘方面有一些独到之处，虽然也能得到学界认可，甚至有一些影响力，但这至少不是我所赞赏的学者。因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存在一些共享的大问题，所以跨领域的大问题需要得到跨专业的重视与研究。比如，政治学研究领域中的国家和权力问题，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也关注这些议题。具体到中国国家建构问题，也是跨领域的世界级宏大问题，历史学、哲学，甚至所有社会科学门类都应予以一以贯之的重视。某些为人公认的著作，像孔飞力教授所著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虽然其对关键问题的阐释存在商榷余地，但为什么大家都高度关注和详细阅读？主要就是因为这本书属于跨专业重大问题的专门系统探究。在重大问题研究上，点式突破、线式突破和面式突破，都是值得尊重和赞赏的。局限在一个领域的小议题，是很难取得具有跨学科影响的重大研究成果的。这与所谓取法乎上下的说法有关。

第二，公共关怀和专业素养是高品质研究的两翼。由于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和转轨还处在一个焦灼状态，因此，有必要强调一个学者须同时具有公共关怀和专业素养。因为，一个社会科学学者，如果没有公共关怀，他的问题意识从何而来？我们知道，现代政治学创始人霍布斯和洛克都曾因各种原因，被迫从英国逃往欧洲大陆。他们之所以能够完成《利维坦》和《政府论》这样的鸿篇巨著，成为现代政治学研究的鼻祖，这同他们对英国政治发展的公共关怀是分不开的，而他们的流亡，也与此相关。高品质的研究，不是学者局限在自己专业的螺丝壳里所能取得的成就。当然，也不能因为拥有公共关怀，就可以随意议论或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那是没有专业水平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习惯做法。为避免成为现在已经“污名化”的公知，我通常拒绝对公共事务发言。公共知识分子最多会有公众呼应，但这远远不是恰当的公共影响。公共影响涉及到对公共事务在观念和决策上的影响，而不是随意起哄！我特别愿意强调，公共问题不是公众问题。但有很多学者把这个混为一谈，以为只有进驻b站，占据微信、微博“阵地”之后，就会有公共影响，这种认识实在是有些肤浅了。我们不应以公众影响来判断学者的专业研究水平，只有站在专业学者的固有立场上去审视问题，比如政治学者一定要围绕着国家、公共权力、个人权利这些轴心论题来讨论问题，经过专业的讨论和思考，其对公共问题的研究，才会产生公共影响。由此，研究者才有望成为一个高品质的学者。

第三，持续的努力是非常基础和关键的要素。对一个学者来说，仅仅为了评教授而一年发很多文章，评上教授之后一篇文章都不发。这就意味着，他在知识的持续竞争过程中，自己把自己给淘汰掉了。既然学者是以“以学术为志业”，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讲的那种学术理想，学者就应当把学术当作自己的生存目的和生活方式。我们并不希望一个学者通过偶发性的方式，耸人听闻的措辞，刊发一些刻意引发大家关注的文章，或者以略有知识突破的文章哗众取宠，然后就去干一些其他无聊的事情。这不是一个专业学者所为。比如，现在美国经济学界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的批评，就印证了这一点。克鲁格曼成名后，主要精力转向撰写报纸专栏文章，大家就会觉得，他变成了一个经济学的科普作者，丧失了经济学家的资格。对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同行尚且有如此要求，那么，对普通的学者来说，通过持续的努力、不断的知识更新、念念于知识传统中的大问题，在此基础上进行贯通性的研究，努力发表一个阶段上的精思明辨成果，那么即便是我等这样资质不高的人，也有望做出令自己和学术界都可能认可的研究成果。

访谈嘉宾：任剑涛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期记者：李广文，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