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3日，2022广东社会科学学术年会分会场——“百年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华南师范大学举行。会议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办，来自全国高校300余名专家学者、青年学人参加了研讨会。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政治学系任剑涛教授受邀出席2022广东社会科学学术年会“百年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分论坛，并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在规范性和例外性之间：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主旨演讲，全文内容如下：

谢谢华南师范大学的邀请。在政治学领域，华南师范大学的活跃程度是超一流的，年年盛会聚集新老学者以及政治学研究的后辈学者就政治学的重要问题展开讨论，无疑是政治学界的一大盛事。

今天讲的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话题，算是一个命题作文，从题目上就可以辨明其基本含义。近期中共二十大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这是一个政治命题，也是一个学术命题，从政治命题上来讲，其目的是为了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设定目标、指引发展；从学术命题上看，可以从多个维度上展开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我确定的角度，就是从现代化史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化史的角度，在总体上归属于历史范畴。历史学的分析，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且延续至今的一个近于格式化的表述模式。但是，历史学的分析并不是直接从历史中抽取出政治结论的方法。我从历史中引申的、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模式，是试图在历史之中、历史进程、把活的历史或者把历史当成一种从过去延伸到当下的一种动态进程，由此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我主要提出三个具体的分析角度：第一，从活的现代化进程来讲，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世界进程、国家表现；第二，从现代化的进程来说，只有在现代化大历史中，才能认识以国别为单位的小历史，概言之，也就是大历史与小历史，全球史与国别史，从这个角度来具体切入历史视角。第三，则是在前两点的基础之上简单说明何谓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定位基本可以用一句话来归纳，即在共同性与个别性之间才可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而也只能在全球性和国别性之间方能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最后也必须在规范性和例外性之间才可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由于第三个方面是在前两个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来的，我在第三个方面简单归纳出两个结论：必须在共同性和个别性、规范性和例外性之间才能准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第二、三点主要是从第一点推演出来，因此我们这里重点讨论第一个问题。

一、现代化是一个世界进程

从一部现代化史来讲，首先强调它是一个世界进程，这一世界进程起之于16世纪到18世纪产生现代化和传统社会运作模式的“大分流”。论证这一命题的、加州大学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就引起了持续的讨论。有人理解为东西社会的大分流，这个说法相对狭窄。因为东西社会就是欧亚社会，以欧亚大陆为背景论述世界史，是一个陆权时代的概念。实际上，人类社会的地域非常广袤，政治体繁多，发展状态非常复杂。起之于16世纪止于18世纪的大分流，可以说是欧洲社会区别于非欧洲社会，包括亚非拉与发达的欧洲之间的一个分流。毫无疑问，起至16世纪的世界现代化的总体进程，并不见得出现在大分流之后。大分流之前，这一分流就开启了它不短的历史进程。欧洲的持续发展，非欧洲其他地区维持其传统形态，让这一分流过程，可以推向更早与更晚的一个长期历史过程。

作为一个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表现出三个不可阻挡地向世界范围发展的趋势：

一者，如今新兴的市场经济、工商经济蓬勃发展，即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凸显。按马克思的说法，现代经济不断拓展市场空间，从地区市场、建立统一的国家市场，进而促成全球市场。因而，经济的现代化构成了世界现代化进程最强劲的动力，也是最现实的动力，更是最物质化的动力；因而在物质化的进程当中，可以说经济的现代化有力地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大循环，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席卷全球的社会变迁过程。

二者，现代化进程表现为现代政治机制的形成。现代政制，从个别国家推向全球。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现代政制具有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基本价值和制度设计的基本框架。溯源及流，它起之于英格兰，需要特别强调它与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所产生的巨大区别。因为提到英国，一般所指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这个地理范围非常之大。但英国内部的现代转变差异性极大：实际上直到18世纪苏格兰才开启它的现代化进程，也是在18世纪大分流中它才进入到欧洲现代化进程。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为标志展现了这一地区的现代化的特殊面目。故此需要强调，现代化进程实际上起之于英格兰，而英格兰则是起之于13世纪的宪政变革运动，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大宪章的签署。起之于英格兰的宪政运动，逐渐向英国、西欧、中欧、东欧、北美、亚洲、非洲扩展，演变成了一个限权的世界化进程。

三者，现代化进程塑就了全球趋同的社会生活方式。最简单地讲，就是在政治理念上让长期混生的公私领域显著分流；在实体运作上，公私生活呈现出一种高度关联的嵌套状态。公和私的清晰界限、基于公和私分化后的互动，是西欧在现代早期对人类的独特贡献。这样的生活方式也从欧洲席卷全球。全球大流动对生活空间的拓展，日常生活中呈现的公私生活划界，人们不再以公共生活为人生目的所寄；在公共生活之外拓展广泛的私人生活空间，公共权力以保护私人空间不受侵犯，私人不再直接将自己的私人生活推演到公共领域，这些现代生活样态，逐渐成为全球趋同的生活模式。

从上述三个意义上，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现代化确实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因为在政治、经济、社会这些总体性社会的主要构成要素上，具有极大的全球性和世界化驱动力。这不是谁愿不愿意接受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怎么接受的问题。差别仅仅体现为：出于现代转变的目标的先后顺序的问题，一个发展先后位置的问题，一个先后实现现代化目标的结果状态问题。需要强调，这样一个世界现代化进程，是以国家作为主体单位推进的，因而在这一意义上，它不是一个自动自发的世界进程。这是国家间的现代化结果产生重大差异的决定性原因。

二、现代化是现代国家目标

可以说，在形式结构上，现代国家的基本单位被框定在民族国家的一种框架里。而在国家的实质结构意义上，则需要强调，在现代化进程里，国家的发展程度高低，主要是看它规不规范、现不现代；而对国家自身的现代进程来讲，英国是以政治现代化优先，然后寻求经济现代化，这对后发国家是一个垂范。两波现代化之后，社会现代化再次之。这可以说是现代化的规范模式。直到19世纪，第一个规范化样态的国家典范，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这样的国家典范，构成现代化国家、以国家为单位来衡量是否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标志。不过这一典范的世界创造性转化结果，并不是特别令人鼓舞的：现代化在其从英格兰推向英国、进而推向欧洲的过程中，已经出现极大的社会震荡：譬如同处西欧的法国，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非常仰慕英国，尤其是英格兰的政治经济。但法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就使得法国人一方面欣赏英国，但更多的却是抗拒英国。直到今天，法国人对英国人也还抱有欣赏中的不屑。这就使得法国作为后发现代化的先发国家，在获得作为现代化典范国家的英国所发展的、所取得的典范意义时，展现爱恨交加、欲迎还拒的矛盾情形。这预示着，这样的矛盾心境，将会以更加激烈的状态，呈现在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之中。

简而言之，工商经济的发展在诸如法国的发达国家比较完整，但是，政治现代化一定会出现巨大的波折。我们知道，法国历史就是从第一共和到第一帝国，到第二共和、第二帝国，再到第三、第四共和，目前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有人说马克龙正在开启第六共和，可见其现代政体建构的起伏跌宕。然而，这样一个国家转轨特点，在逐渐从西欧推向中东欧的时候，苏俄现代化的国家模式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在政治现代化上，完全是以国家权力的改变来推进现代化，以单一国家力量来推进国家的发展，因而苏俄构成了发展中国家开启现代化国家进程的特殊样态。

综合观之，世界的现代化国家进程的两个重要特点需要特别予以重视：

第一，虽然发展型国家主要是分析日韩所获得的发展经济学概念，但是实际上追溯历史源头，发展型国家的第一个点发，应该是苏俄。因此，作为一个世界进程的现代化和以国别为单位的现代化，就不仅存在一个连接关系，同时还产生了一个大历史与小历史、全球史与国别史之间的错位。大历史一般指长时段、大范围的历史。大时段是指百年以上，千年以下这样的一个时间史，大范围则是指在全球性、世界化。大历史从15世纪开始，更早的起之于13、14世纪的社会政治变化和文艺复兴运动，从而构造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国家模式、尤其是现代政治模式。这样一个大时段、大尺度的现代化世界史，是经过数百年的变化，从传统当中开出现代国家的世界史。这样一个大范围的现代化世界史，就是一旦从传统中挣脱出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这样一个由双要素构成的国家政治模式形成之后，也就是从现代的英格兰这种模式，后来扩展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由此构成的大英帝国的母体，它构成了不可阻挡的现代世界进程。

然而，不管是在时间尺度上、还是在空间尺度上，大历史都是在以民族、民主国家为单位的具体进程中来呈现的。因而他是在小历史、乃至于是在微观历史上来体现它复杂、渐进、错位，而且效果有巨大差异的具体进程的。因而，从基本上是农业社会的传统国家走出来之后，这样的一个进程所产生的巨大变化，在后起的外生的现代国家里产生了巨大的震荡。比如说最近出版的以农村史、农民史、农业史为代表的法国大革命史，可以看出法国大革命后期农民占有私营土地的比例在欧洲是最高的，但却导致法国农民对现代国家产生了更高、更多、更强的的政治诉求，而国家根本无力满足农民政治经济诉求，在此情况下，必然带来极大的政治动荡。农业、农村、农民多向度蜕变出来的一个现代社会，确实要经历巨大动荡，才可望实现现代转变。在微观史上看，这样的艰难转变所产生的悲情、所催生的强烈期待、所造成的重重错位，使得大历史、小历史，或者全球史、国别史之间的现代化，呈现出异常复杂的转型景象。

第二，针对现代化世界进程背景下产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若做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式现代化可以被视作是共同性和个别性、规范性和例外性的共生结果。因此，认识诸如中国式现代化、俄国式现代化、法国式现代化这类基于国情的现代化史实，可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乃是大历史、国别史交错作用产生的一个具体结果。基于此，可以说，现代化的共同性，就是指无论怎么强调现代化的国别性与个别性，但它仍然共享着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基本特征。在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未能呈现出这些超越国别个性的、所具有的共同性，那么这个国家就很难被公认为现代化国家。要言之，在政治上的限权，经济上的现代发展即市场经济、工商经济取代农商经济，以及社会生活上的公私分流发展上，构成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现代化国家的共同标准。而一个国家、或落实为中国现代化的个别性，一定是中国历史发展、中国现代化史发展以及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结果。不过，我们对中国40年来的发展主要偏向国家的个别性体验，近期尤其如此。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提出之际，需要对现代化的国际共性加以重视。这样，才能在共同性与个别性之间准确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

三、在规范性之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总之，如何在个别性当中辨别共同性，是我们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维度，换一个说法讲同一个意思，就是需要在规范性和例外性之间弄清楚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所谓规范性，指的是在你、我、他之间没有分歧地承诺同一件事情的一个一致性表述。规范性可以从共同性上体现。这是人们判断何谓现代化的共同标准。但现代化的规范性含义，并不无视现代化具体进程、尤其是国家进程的特殊性。因为，所谓例外性，指的就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具体发展和实际情形，包括其所在国别和具体进程当中所展现出来的差异，多多少少、程度不同显现为一个具体国家的特点。这就是现代化例外性的呈现。从具体国家这个特定角度看，所有国家的现代化都具有例外性特点。英国和美国的现代化是例外的、中国的现代化也是例外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也都是例外的。但在看到所有国家的现代化例外之时，若没有注意到他们共同呈现的规范特征，就不能把它们表现的某些变化命名为现代转化。因此，我们必须在规范性和例外性之间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