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8日中午，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举办了双周沙龙暨计算社会科学工作坊（第25期）活动。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副院长、政治学系长聘副教授、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副主任孟天广应邀做主题报告，题目是《信息政治学：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报告全文如下：
非常高兴在实验室的双周沙龙活动分享一些我近期的研究，有多老师和同学也接触过并交流过类似问题，主题和张楠老师刚才讲的智能政策、信息政策学等也有高度关联，有一起讨论的空间。
我分享的题目是“信息政治学：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今天主要介绍信息政治学视角下如何理解数字时代的国家治理，尤其是阐述国家治理的信息理论，围绕数字时代国家信息能力的形成以及空前强化来分析国家治理的数字化转型。
当下讨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背景下。数字时代给全球的治理转型带来了巨大影响。我们探讨的很多问题，尤其是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领域的研究对象、理论概念、研究范式，都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对政治学而言，最大的影响是如何理解国家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即数字时代的国家形态、国家范畴、国家-社会关系、国家运行等基础性问题。
我们国家积极拥抱新时代、重视数字时代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3年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通过两种改革方法论驱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是制度驱动。通过组织制度的调整优化，提升治理能力、优化治理体系，譬如党政关系、央地关系、政社关系改革等。二科技驱动。十八大以来，国家通过科技驱动战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譬如数字政府、智慧治理的兴起。
科技和政治的关系是政治学老问题。在当下是科技革命和国家形态、国家建设、国家治理的关系。如果梳理近代以来人类历史上重大科技革命对国家治理的影响，是有清晰的脉络：科技革命驱动着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发展。
第一次工业革命兴起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第二次工业革命通过电器革命带来了超大规模巨型组织，即科层制。马克斯·韦伯所讲的科层制奠定了现代国家的组织形态；巨型科层制高度复杂，分工也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影响，因此政府开始推进分职制。政府设置专业化部门，带来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合作挑战。第三次工业革命是计算机的发明，带来了新公共管理运动、无缝隙政府、电子政务等。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当下的国家治理数字化转型。
理解国家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特征和规律，需要理论供给、需要思考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的“常”与“变”。我们发现，进入数字时代，现代国家的基本结构和组织特征没有变，还是主权国家按照权力功能组织国家机构，横向或纵向地分配权力和稀缺资源；政治行动者也没有变，仍然是政党、政府、人民等重要政治行动者；善治的价值体系也没有变，我们的目标仍是追求善治。而重要的变化，来源于数字和智能技术带来的国家构建新要素和国家治理新机制，即信息要素和信息机制。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技术逻辑是采集并处理信息，呈现了人类社会信息系统的迭代升级。对国家治理而言，信息要素的价值一是更好地链接国家和社会。让国家更容易读得懂复杂多样的社会、同时帮助社会理解国家运行，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二是贯通中央和地方。过去国家治理始终面临信息不对称难题，中央不了解地方。数字技术影响着信息的生产、流通、处理及其解读。对政府而言，数字时代收集了大量信息，但难于解读和理解，需要第三方如学者的研究来读懂复杂的数据。
国家成为最大的组织化处理信息的节点、信息处理的中心。福柯就认为，国家是掌握信息、尤其是掌握稀缺信息的重要节点。国家权力来源于排他地掌握大量信息。所以，信息国家会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理解国家建构除了韦伯经常讲的领土、边界、组织等而外，还有不能直接观察、但总是存在的信息维度。信息始终是国家构建的关键要素和国家运行的必要机制。数字时代，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可以用数字来反映国家的各种体征及国家运行。同时，信息始终是稀缺的，这是国家治理的永恒难题，对国家而言，要理解地方、理解社会，总是感觉信息不够。国家收集了大量信息之后，无法有效地处理海量信息，这是第二个难题。这从历史文献就可以看出来，如《尚书》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要做好的决策、有效的治理，就要理解社会的诉求偏好；《管子》讲到，“下情求不上通谓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讲上下级的信息传输阻塞，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迈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深刻地影响着国家能力，乃至国家与社会关系。一是新技术赋能国家，网络治理体系的产生和成熟、以及数字政府的兴起。党和国家通过建设信息化基础设施收集和处理大量的数据。数据本质上是信息的载体，一是数据可以作为政府理解社会的最好“信息源”，数字空间积累了海量多源数据，政府处理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二是数字时代提供了政府识别治理失灵、治理风险的“指示器”。三是政府要做精准科学决策需要打通信息、需要上下级信息的互联互通，需要“信息枢纽”。四是激励考核也需要充分信息以督促部门合作、协同，为政府提供“诊断力”，即诊断和考核能力。除了技术赋能，新技术还赋权社会，社会掌握的信息和知识也显著增加，社会参与能力和组织化程度依赖数字渠道大幅提升，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成为常态。
虽然韦伯时代就很关注国家运行过程的信息机制。但信息政治学的兴起是最近十多年的事。信息政治学主要分析两个信息问题：一是国家内部信息过程，现代国家通常采取巨型科层制、分职制、委托代理的组织体系，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信息问题，如信息不对称、信息碎片化、信息控制问题。二是国家与社会间信息过程，涉及国家与社会间信息交换，国家需要汲取信息、加总和筛选信息以理解复杂社会，而社会同样需要理解国家运行以形成政策偏好，因此国家还要有能力开放信息给社会。
我们知道国家能力是国家治理的关键因素。现代国家要建设制度化运行、专业高效的行政国家，事实上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能力是强国家，实践表明存在失败国家。尽管诸多理论从不同视角理解国家能力的形成，但都共享一个基本观点，即信息对国家能力生产至关重要。韦伯提到，信息是科层制有效运行的必要机制。后来学者阐发他的观点，发现国家的征税能力就依赖于信息汲取，如寻找税源、征税成本核算，即找谁征税成本更低、收益更高。国家配置资源，同样需要获取社会需求信息才能有效配置公共品。简言之，信息助力国家能力。在福柯知识论传统中，国家构建本质上是国家独自掌握和解释稀缺知识的过程，即知识产生权威。因此占有信息、掌握和解释信息本身就是国家能力。制度经济学认为信息可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国家提供公共品、有效配置资源，得有充分信息。
国家治理依赖于国家能力，因此从元治理角度国家治理有两种模式：一是重视行政机制，建设高效运行、专业化、负责任、廉洁的政府，即强国家模式；二是强调社群机制，即通过社会自治、社会组织化来形成治理能力，即强社会模式。然而，二战以来的大量国家治理实践表明，强国家和强社会两种模式并未有效协同，甚至出现国家与社会的对立乃至冲突。因此，需要将国家和社会嫁接起来的基础机制，在我看来这一机制就是信息机制。因此，信息作为国家治理的第三个机制把行政机制和社群机制联系起来，实现国家和社会的信息交换、共识形成和协同关系，因此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只有信息可以将多元治理主体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动态系统，进而实现多元主体间协同共治。
诸多研究关心信息的角色，如韦伯的科层制理论认为信息上通下达是官僚制的基本特征，斯科特认为可读性，或者国家理解社会的能力非常重要。国家如何读懂社会，甚至有学者认为国家读不懂社会，即使从社会里汲取再多数据，也未必可以读懂地方性知识，难以形成理解社会的治理能力。历史学研究也关注信息与统治的关系，如邓小南先生研究宋代言路。前数字时代，现代国家通过统计系统掌握有关经济社会运行的信息，譬如比较政治研究发现，通过设立统计局、发布统计年鉴、开展普查三个指标，即可测量国家信息能力，而这一能力对国家经济调控、政治整合有重要影响。当然，这是非常初步的国家信息能力，数字时代国家信息能力得到极大拓展和增强。
数字时代，国家治理中信息要素的生产、流通、处理和理解，均和前数字时代上有本质区别。信息生产是渗透化和弥散型的，每个人都在生产与国家治理相关的信息。信息流动是非均衡的，信息处理中心化和非分布并存，以及信息理解的复杂性与简化论并存。从信息政治学的视角，国家治理始终存在两大信息困境：首先是国家内部信息问题，涉及到三个具体议题：中央从地方汲取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这一纵向信息问题；横向跨部门的信息整合，解决的是分职制所带来的横向信息问题；自上而下的信息监督问责。其次是国家-社会间信息问题，也涉及到三个研究议题：国家汲取并回应社会信息，提升社会可读性；国家向社会开放信息，促进社会对国家的理解；日常性国家-社会间信息沟通，即政治传播。
那么，数字时代如何构建国家信息能力呢？首先是解决信息稀缺问题。对国家而言，不论理解自己还理解社会的信息，始终存在信息饥渴。信息汲取是基础能力，如通过国家登记、认证制度清点国家资源，有利于国家汲取能力，通过社情民意收集提升国家干预社会运行的精准度。现代国家通常建立有效的信息汲取制度来解决信息稀缺难题。譬如形成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巡警式、火警式等信息汲取制度等。
其次是解决信息过载难题。进入数字时代，国家通常通过多系统、多渠道、多来源，收集了海量政务数据和经济社会数据，这些数据无论在格式、内容、标准上均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国家需要对海量高维数据进行降维和简化，这意味着国家要建立有效的信息处理机制。信息过载是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的新生难题。这源于两个原因，一是冗余信息，譬如诸多信息与治理无涉；二是复杂信息，维度过多难于读懂。
数字时代国家处理数据有两种模式：一是现在主流的，靠行政机制建政府数据中心、大数据局，然后靠专业化、中心化、标准化，去分析收集到的多源异构数据，它有助于信息加总和规制。但行政机制的去噪化效应是重要缺陷，即标准化的悖论。大量个性化信息会被当成噪音扔掉，行政机制偏好按照政府业务处理信息，这就导致我们需要补偿性、救济性的信息处理机制，即社群机制，依靠社群来处理复杂信息、发挥社会处理多元信息的独特优势。信息处理的社群机制强调众智、去中心化、个性化，强调协商、辩论、讨论和传播等环节对理解复杂信息的必要性。其优势在于信息筛选，理解复杂性、多样性，甚至可以帮助政府降低信息处理成本。如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讲信息采集和处理交给市民来处理。
数字时代的国家信息能力呈现了国家能力的拓展，包括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国家处理内部信息问题的新能力，包括信息汲取能力、数据治理能力和询证决策能力；第二个维度是国家干预社会经济运行的新能力，涉及到数字规制能力、吸纳回应能力和濡化传播能力。这些新生国家信息能力的形成机制，以及其政治后果都很值得深入研究，这为拓展国家能力的信息理论提供了难得依据。因为时间原因，今天我就不具体分享具体实证研究。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请大家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