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19日，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理论创新研究基地和政治学人联合主办的“中国社会治理：范式与使命”社会治理论坛成功举办。

本次论坛邀请了国内知名政治学者、实践专家、期刊主编，聚焦“社会治理”之题，将“会-议-辩-学”融为一体，提炼理论之范式，总结实践之成果。此次论坛B站直播实时在线观看人数超过2.6万，在春寒料峭之际为学界提供了一场“中国社会治理”的思想盛宴。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景跃进教授的发言主题为《如何理解社会治理中的“社会”？——从概念到经验、再到理论》。基于学界对社会概念所作的文献梳理，他强调现代社会是一个结构-功能高度分化的社会，我们讨论的“社会”概念诞生于对这一社会事实的认识，在“社区与社会”、“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这样的二分法中，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

从学术史角度看，西方“（市民）社会”概念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分化过程。从最初与自然状态的外部对立转化为一系列的内部对立：先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然后是市场与社会的分离（这两个分离为国家-市场-社会三元治理结构的形成奠定了知识基础），再后是文化与社会的分离。在某种意义上，学术脉络中的概念分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分化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结构-功能分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然而稍作观察，便会发现在中国发生的这一分化过程与西方社会有所差别。在政治领域尤其明显，在概念方面亦是如此。自引入中土以来，“社会”概念的演化进程颇为复杂，不同阶段先后遭遇不同的问题。在当今官方话语中，社会有两种主要的理解方式：一是作为社会形态来理解，所谓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二是在治国理政的意义上使用，社会是一个与经济、经济、文化、生态相并立的特定领域。如果说，西方对社会的理解是基于结构-功能分化的过程，不同领域具有各自的支配性原则，那么在中国类似的区分更倾向于功能特征，在五位一体的表述中，“社会”是执政党统筹工作的一个环节，而不是西方那样强调的结构性分化。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理解“社会治理”？此处的“社会”究竟指什么？根据相关文献的表述，社会一词所指涉的内容包括：（1）城乡社区；（2）社会组织；（3）社会阶层/阶级；（4）家庭等，其中政治学研究的关注重点是社区和社会组织。在这两类研究中，学者们发现了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

在社区研究中，刘建军教授发现，中国社区是一个水平社会，生活在其中的中国人的行动空间和身份认同兼具私人性、社群性和国家性。他用“关联主义”作为理解中国社区的核心概念：“所谓关联主义或联动主义的范式，就是指整个社会难以划分为泾渭分明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社会领域与国家领域、生产领域与生活领域。不同领域运行逻辑的不同不能遮蔽不同领域之间的内在关联。”(刘建军，《社区中国》第42页)。吴晓林教授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他用“复合体”来表示中国社区的特点：“在中国，社区既非单纯的行政单元，也非社会学意义上的共同体，它受党政政权建设与社会建构合一的意志支配，借由层级序列的组织权力与选择性激励的资源配置方式，形成了区别于乌托邦式‘社会共同体’的政社复合体（poli-community），我们暂且用‘社区复合体’这一概念概括之。”（《理解中国社区治理》第42页）

在社会组织研究中，郁建兴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关于温州商会的研究提供了类似的发现：“考辨温州商会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经验，可以看到，温州商会的核心特征在于：它借助于民间传统和民营经济自发生长，在地方政府支持和培育下快速发展；它既不对抗政府，也难于发挥制衡政府的作用，它有较强独立性和自治性，也有较强的政治依附性；它能影响政府行为，参与公共治理，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合作互动关系。”（周俊、郁建兴，“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温州模式”，《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第46页）

景跃进教授认为，无论是关于城市社区的分析，还是针对社会组织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可以类推到中国的其他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给出一个更为抽象的概念，用于归纳和描述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基于上面几位作者的分析，他建议使用一对范畴：关联性分化与政治性整合。所谓“关联性分化”既强调了分化这一普遍性特征，又突出了分化过程所具有的中国特点；有分化必有整合，与西方不同的是，在中国这种整合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在“组织全覆盖，工作全覆盖”这样的表述中，我们可以体味到这一特点，这是“政治性整合”所要表达的意思。

这种现象是暂时的，还是具有稳定性？景跃进教授倾向于后者，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内生性因素，而不是因为发展程度不充分而导致的。在解释这一现象时，他认为，中国现代化是在深厚的传统基础上进行的，这一过程既是断裂，又是延续（由此理解历史对于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性）。据此，他认为，基于中国本土实践来建构相关理论的条件已渐趋成熟。刘建军教授主编的《社区中国与基层善治》丛书的出版从一个角度表征了这一点。对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来说，这是一件令人欣喜之事。

在总结部分，景跃进教授指出，社会概念需要进一步发展。在西方，社会概念的分化使社会从一个总体性范畴蜕变为一个“剩余性范畴”。有趣的是，在社会科学中，社会学也曾有“剩余学科”的称号，两者之间似乎有着内在的联系。在中国，无论是社区，还是社会组织，抑或社会阶层或家庭，术语的使用方式都凸显了“社会”概念的散装性。因此，社会概念的理论化依然是一项有待深化的工作:如何从一个剩余式范式转化为一个自主范畴？

（亚锐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