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9日，由「政治学评介」主办的政评学堂第五期：“精英转型与古代中国的兴衰”在线上成功举办，活动共有数千名老师同学参与，获得了许多学友的一致好评。本次活动邀请哈佛大学政府系的Frederick S. Danziger副教授王裕华担任主讲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政治学系长聘教授任剑涛担任点评人，以及来自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的博士候选人成员钱静远担任主持人。

在讲座伊始，主持人钱静远首先对哈佛大学政府系王裕华老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王老师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也介绍了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任剑涛老师及其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同时对活动主办方政治学评介和政评学堂进行了介绍。

本次讲座以两个皇帝的故事为切入点、结合古代中国历朝兴衰变化的数据，引出讲座的主题：“精英转型与古代中国的兴衰”之间的关系,也是《帝制中国的兴亡》所解释的问题。王裕华老师发现，唐代以后的皇帝在位与执政时间越来越长，皇帝的非正常退位（被精英谋害）概率也不断降低，这就意味着皇位本身的稳固性不断提升，然而，军事力量、税收占经济收入的比重等反映国家能力的指标却不断下降。

这一悖论引出了王裕华老师本书中的核心观点，即“皇帝的困境”——维护强大国家能力与维系皇权之间的矛盾。在王裕华老师看来，强大的国家能力离不开强大的精英团体，而皇权的维系则需要削弱精英团体的凝聚力。“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皇帝的困境”就是如何平衡两个目标之间的矛盾。

运用社会网络结构分析的方法，王裕华老师构建了两种精英社会网络结构模型：第一种是星状结构（最中间的点指代中央精英官员，五角处的点指代地方精英家族）。在星状结构中，中央官员通过联姻、宗亲等方式联结地方精英家族，从而构建起庞大的全国家族网络结构，通过税收等方式支持中央政府组建一个强大的官僚体系，来维护家族在全国各地的利益；第二种是领结式结构，中央精英之间并不存在姻亲关系，地方精英与中央政府之间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社会网络。这种结构下，皇帝的权力得到了加强；同时，由于地方家族缺少与中央政府紧密联系的动力，国家能力不断下降。

通过进一步分析这两个结构图，王裕华讲授作出了总结：在中国第一个一千年里，古代精英的社会结构属于星状结构，有利于国家能力的提升、不利于皇权的维系；而在中国的第二的一千年里，则属于领结式结构，有利于皇权的加强、不利于国家能力的提升。沿着这一思路，王裕华老师接着对处于结构转折点的唐宋期间展开了解释：唐宋以前政治精英的社会网络主要是“星状图网络关系”，而唐宋以后的政治精英则表现为“领结型网络关系”。因此，宋代之后，尽管统治者本人的权力越来越大，在位越来越稳固，但是国家能力却开始不断下降。

利用各类史书和数据库信息，王裕华老师绘制出了中国古代精英（从三品以上）的姻亲网络图，同时检验了上述假设，即与唐以后相比，唐代以前的政治精英的社会网络关系更偏向于“星状网络结构”，中央精英与地方精英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为何唐宋之变如此重要？为了进一步分析唐宋之间出现转折的原因，王裕华老师利用了唐宋气候变化与农民起义的数据，发现农民起义受唐末气候影响较大。具体来看，发生在公元9世纪与10世纪之间的黄巢起义对中国历史的改变有重大意义。黄巢的军队成功攻下了长安与洛阳两都，并基本消灭了当时两地所有的中央官员，破坏了此前长期存在的星状网络，极大的冲击了唐代原有的精英结构。此外，从唐宋前后科举入仕的人数对比中也能说明这一观点。宋代之后，科举制度不断兴起，旧有的门阀精英在这一过程中被彻底摧毁了，血统在入仕的过程中不再起关键作用。新的地方精英为了迎合科举制度中的某些要求，成为宋代大量的“土地精英”中的一份子。无疑，科举制度成为精英建立地方社会网络的重要动机。

最后，王裕华老师总结道，精英结构与国家形态相互影响，相互构建，研究精英结构影响帝制中国的重要思路。

点评人清华大学任剑涛老师首先感谢了政治学评介平台的邀请，并且高度评价了王裕华老师的精彩发言。任剑涛老师表示，王裕华老师对帝制中国兴亡的解释是一个富有新意并启人思考的研究成果，有三方面的收获值得分享。第一，王裕华老师在立意上打破既有的思路，致力开拓新的解释思路。引入社会科学方法，动态分析了帝制中国解释框架，对传统历史学静态解释方法是一种矫正。

第二，王裕华老师在分析框架的建构上，既有趣，又有力。充分结合历史叙述和历史分析性叙述两种方法，利用数据统计的方法，围绕社会网络研究方法，呈现了自唐后一千年中国历史变化的动态情景，即精英集团与社会互动，充分展示了帝制中国兴衰的过程。其中，以唐宋之变作为核心的讲述不仅符合历史事实和历史感知，而且运用从星状结构到领结式结构的变化，对于唐宋之变中社会政治结构变化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第三，王裕华老师的所找到的两个解释基点极具启发性，即皇权更迭和国家能力的互动关系，具体来看，就是皇权与国家能力之间呈现的反比关系。

在任剑涛老师看来，王裕华老师的研究具有三个重要贡献：

第一，在政治理论上，王裕华老师的研究力图修正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历史的解释，改变了对帝制兴衰的解释，有助于修正我们对西方解释理论的挪用，有利于建设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观。

第二，王裕华老师的研究对中古前后的中国社会的历史结构和权力结构，即精英状态和国家建设两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解释新鲜性，从传统史学对中国历史进行的宏观解释。

第三，在方法上，王裕华老师运用了多种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使用量化研究的方法，以多种学科资源来解释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