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3日上午10点，由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主办的第二期“人民民主公开课”在B站“政治学公开课”和“政治学人”直播间举办。此次“人民民主公开课”邀请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桑玉成教授、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周光辉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景跃进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徐勇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高建教授担任本次公开课的主持人。其中，景跃进教授发表了题为《民主：共同价值与中国理念》的主旨演讲。回顾内容如下。
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学的研究主题大多集中在治理方面，这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命题有关，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关，当然也与各类研究基金的议题设置有关。谈民主或选举不是没有，但明显少了，或被边缘化了。有学者将这一变化概括为“从民主（选举）到治理的转变”，并批评说政治学研究以及学位论文的写作正变得越来越“公共管理学化”。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审视民主问题，将其作为重要议题来讨论，可能与两个事件有关。
第一个事件发生在国内。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11月初考察上海虹桥街道古北小区时，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今年3月，全国人大在修订人大组织法时，将“全过程民主”写入该法。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全过程民主”的表述改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10月份的人大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概念做了颇为系统的阐释，并给予高度的定位：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大理念的提出是我党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所有这一切表明，民主议题正在成为我们党日益关注的议题。我的一个看法是，这种重视和强调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理论总结有关，是中国政治发展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理论具化。
第二个事情还没发生，但我们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美国政府正在筹备今年12月9-10日在线上举行的世界民主峰会（Summit for Democracy），据说拟邀请100多个国家或政府参加会议。显然，这一峰会是中美之间大国博弈的又一个场域或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今天讨论民主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但是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建构问题，也是一个在国际层面如何界定民主、发展民主，展开民主话语权竞争的问题。
在“民主：共同价值与中国理念”的标题下，我准备讲两点内容，可以概括为“两个超越”。
第一个超越是超越“民主与威权（极权）二分法”。这一二分法是在冷战时期形成的，表达的形式有所变化，但实质未变。其实早在上个世纪的30、40年代，两种制度的对立就已经显现了。无论是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批评、对市场经济的捍卫，还是熊彼得对实质性民主的否定以及对民主的程序主义界定，都显示了这一点。那时，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以各自的方式建构了自己的二分法。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二分法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谈到经济问题，就是市场经济VS计划经济；谈到政治问题，就是社会主义民主 VS资本主义民主，两者的关系是对立的、对抗的。
二分法思维的根源比较复杂，从逻辑上说，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它主张社会发展是单线进行的，由低到高；第二，在此基础上建构不同的二分法，如文明VS野蛮、先进VS落后、现代VS传统；在政治领域则是民主VS威权（极权）；第三，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零和博弈，最终前者会战胜后者，历史就此终结。
冷战结束之后，二分法思维并没有终结，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继续延续下来，然而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从逻辑上说，民主-威权二分法得以成立有四点相关的假设：（1）存在一个决定性的要素（在自由民主中，熊彼得的竞争性选举成为决定性要素）；（2）概念诸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绑定的，缺一不可；（3）前两者构成了一个可操作的切点（cutting point）；（4）对立双方的边界是清晰的，不存在模糊地带。
无论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都以不同的方式瓦解或解构了二分法的逻辑基础。曾经被认为是概念构成的决定性要素，现在无力扮演原先的角色，如选举不再成为判别民主与否的标准，它可以是威权政体的修饰词；曾经捆绑在一起的概念要素或属性正在不断地呈现离散的趋势，如民主与选举的脱钩，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的分离；民主与威权之间的楚河汉界正日渐模糊，出现了大片的灰色地带和混合政体。
这个世界呈现的东西越来越模糊，原来是对立的关系，现在构成了一个对比的关系，出现大量的模糊地带和第三者。整个世界的形势和冷战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资本主义，这是改革开放时提出的命题。改革开放成功以后的今天，我们要再次提出这个命题：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认识自己。
这种大分化和重新组合的现象，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超越二分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和选择。习近平总书记说，“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态，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在逻辑上是有内在关联的，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赋予了灵魂和价值。
如何超越民主问题上的二元对立呢？这就需要我们把二元对立转化为三位一体。所谓三位一体是一个概念的立体结构。在这个三角结构中，民主政体居于顶端的位置。我们都认可民主是普遍的人类共同价值，这种普遍价值的制度实现方式是民主政体。在它的下位，中国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构成了两种亚类型。中国的民主政治还在发展之中，但目标是不变的。这样的三位一体是对民主政治的一个新理解。即使保留原先的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说法，由于有了一个共同的上位概念，其关系的性质也与以前不同了。
第二个超越是超越西式民主，重构民主的普遍性。民主研究中有一个误区，即认为西方民主是普遍的。如果说在民主扩展的初期它还有点道理（在普遍性旗帜下的扩散效应），那么在民主化过程展开之后，这个说法就要调整了，因为民主原型不能等同于民主标准。
民主制度发源于西方社会，古典民主是从古希腊开始的，因此西方人在民主话语上享有先行者的优势，但这种优势不能被滥用。为什么说民主的原型不等同于民主的标准？这里涉及到概念与制度传播过程中的扩散以及新品种的形成问题。概念、制度、语言、技术的创新发明等在传播过程中都会产生新的品种，形成新的亚类型。最初，人们一般倾向于用原型作为标准来衡量新的亚类型，常常忽视问题的另一方面，新的亚类型是认识和反思原型的重要依据。在开始的时候，原型只有一个，集普遍性与特殊性于一身，人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便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将特殊性也作为普遍性来看待。随着新的亚类型的大量出现，人们逐渐将原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区分开来。在民主问题上也是一样，西方民主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并在实践中出现不同的亚类型时，我们就有必要回过头去考察西方的民主原型。此时，西方民主原型就会发生某种认知方面的裂变：一方面根据新的亚类型民主和西方民主的共性，可以提炼出一个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民主概念，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三位一体”中的民主上位概念；另一方面，把原先被认为是普遍的西方民主原型沉降为一个特定的、与新的亚类型并列的民主子类型。经由这样的方式，我们把三位一体的概念问题转化成为了一个理论问题来讨论。
那么，可以抽象出来的普遍性或共性是什么？这是一个可以商讨的问题，我认为至少有三条：第一，人民主权，这是权力来源的问题，必须消除权力私有化现象；第二，公民的普遍参与；第三，政府对民众需求的回应。全世界的所有国家或政府都可以用这三个标准来衡量。如果不具备这三个条件，就不是民主政体。
那么，竞争性选举是不是民主的衡量标准？我的看法是，它是西方民主的衡量标准，但不是民主政体的衡量标准。也就是说，它是二级标准，是区分不同亚类型的标准，但不是一级标准。对民主概念的重新理解，以及普遍性的重构有助于我们看清这一点。
既然西式民主和中式民主在逻辑上是并列的两个概念，那么我们的民主理论重构工作就必须在两个方面同时进行：一方面建构中国特色的民主理论，讲好中国的故事；另一方面致力于建构超越西方和东方的普遍民主理论。因为只有建构出真正意义上的普遍民主理论，我们才能把西方的原型民主锚定在特殊类型的地位上。
现在政治的认同或承认最为关键的因素总与价值有关，中西政治差异的根源也在这里。西方民主是自由民主，加不加前面这个词非常重要。熊彼得的民主概念不强调人民当家作主，将其限定在程序意义上，因为说到底，对于西方人来讲，民主不是最优先的价值，优先价值是自由。萨托利说过，民主和自由的结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民主和自由发生价值冲突时，毫无疑问，自由的价值要高于民主的价值，这也是西方个人主义的精神体现。对中国人来讲，在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接受社会主义，更强调平等的价值，这一点也影响到我们对民主的理解。
需要指出的是，在价值要素的选择和组合方面，中国有一个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特殊之处。西方文明的张力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政治维度的自由与平等的张力，通过自由民主制来加以平衡；二是资本主义自由与社会主义平等之间的张力，这是两种不同制度之间的张力，很难兼容。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中国还必须处置一种西方政治学不必考虑的因素，也就是国家的统一（大一统）。在数千年历史中凝成的大一统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内生价值。近代以来，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大一统构成了一个价值选择的逻辑三角，其中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不兼容，自由主义与大一统也不兼容，能够兼容的是大一统与社会主义。这个逻辑关系真实地展现于中国的现代历史之中，为我们理解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经验案例。
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很深。在思考民主问题的时候，我们拥有的真实的选择空间并没有逻辑上呈现的那么大。空间、历史和制度依赖对我们的制约比通常想象的要大。所以，如何在这样的前提下去重构我们的民主理论，如何处理中国民主和西方民主的关系，以及未来如何处理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是我们必须要通盘考虑的问题。
（亚锐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