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华以多年研究经历总结道，从水利、到农村、再到城市，不同领域背后的治理逻辑，本质上是相通的，都可以折射出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些关键问题。例如，在对农村耕地灌溉方式的历时调查中，他与团队发现，中国传统的渠系灌溉比例正在迅速下降，并日益被更加依赖现代化技术的井灌、抽水灌溉等个体灌溉方式取代。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根本性的生产方式进步却将农村引向了生态环境与人居环境的并行退化。无独有偶，奥斯特罗姆90年代在尼泊尔地区的一项研究也有类似发现：世界银行出资建设的现代化灌溉系统，效率竟不如农民自发协作开凿的土渠。对此，奥斯特罗姆给出的解释是，现代化技术的发展解构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dependence）。一旦人与人之间不再相互依存，也就失去了共同合作、维护公共服务的动力，整个治理体系都将陷入危机。

王亚华认为，正是社会与市场在公共领域的失灵，迫使国家走向了“自强型改革”的道路。面对巨大的治理缺口，政府亟需借助新技术手段自我赋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发达地区对数字技术的应用更加充分。然而，“强国家”并不能造就一劳永逸的神话，当公共治理过分依赖政府推动时，必然会产生对社会机制的挤出效应。譬如，北京市近两年推行的“接诉即办”制度，在高度激活了民政互动的同时，也导致那些本可依靠沟通、协商化解的“琐事”大量涌向政府。这不仅增加了政府的治理负担，更加速了社会力量的式微，俨然成为当前国家治理中不可回避的难点。

“活社会”：政治关系的新机遇

孟天广以政治学破题，指出，“国家·民生”实际上就是有关“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议题。中国素有“强国家”传统，这在汲取能力、动员能力、政治整合能力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力量也在不断发育，特别是进入数字时代后，社会的活力、自治能力以及与政府协同的能力都得到了明显提升。以北京“接诉即办”政务创新为例，“12345热线”搭建起市民与政府直接互动的渠道，弥补了传统物理城市传感器（如摄像头）无法感知“人”的偏好、诉求的缺陷。数字技术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唤醒，为政府化解信息缺失、信息不对称、信息碎片化等困境带来了新机遇。

谈及数字技术的作用，孟天广结合政治平等给出灼见。近现代以来，人类政治文明的最大成就在于推动政治平等，而非民主。经过百余年的努力，今天的新问题已然由政治影响的“形式平等”转向了“实质平等”——你可以说话，但你说的话管不管用。他分别从跨国数据、国内地市级数据的分析中得到了相同的结论：数字技术化身扩音器，显著提升了弱势群体表达自身诉求、影响财政分配的能力，成为克服政治意义上“数字鸿沟”的有效补偿机制。

值得警惕的是，数字技术只有与治理逻辑相适应，才能服务于解决效率、信息机制等问题。比如，去年疫情期间，政府热线接线量暴增，许多地方为此启动智能应答系统，却意外招致百姓的普遍不满。孟天广认为，尽管技术手段能够提升接线效率、节约运作成本，但对百姓而言，拨通政府热线是与公权力建立信任的过程，只有“有温度”的回应才能为之提供来自市民身份的获得感。因此，未来的数字政府建设应该是两条腿走路——在体现国家、政府中心的同时，兼顾民生、百姓的需求。

然而，数字技术塑造的新经济市场也向政府监管发起了全新的挑战。与新经济一日千里的发展势头相比，现行政府监管体系在价格管制、流程把控、风险识别等方面均呈现出治丝益棼、杯水车薪的劣势。因此，有必要通过“适应新技术”的思维，探索治理升级的突破口。于洋认为，我国采用的“新冠病毒核酸10合1混采检测”（10-in-1 test）就充分体现了分治算法思想，巴西以Twitter为媒介实现的议员经费监管，也是将“人机回圈”（human in the loop）技术融入政府监管的大胆尝试。尽管目前我们还没找到新技术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在监管业务领域的完美均衡点，但于洋相信，我们一定可以通过跨学科讨论的方式，设计出低成本、高效率的理想监管模式。

王亚华：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需要牢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充分运用数字技术的力量，构建起“有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三者互补互动的稳定格局。

孟天广：希望新兴技术能够推动实现“赋能国家、赋权社会、增效市场”三个价值目标。

于洋：数字技术或将成为理解国家和社会复杂性的新视角，为抓住“看不见的手”提供另一种可能。

（文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