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9日，清华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应邀在JIC讲堂文明之光系列“中华文明的源与流”发表演讲，以文明碰撞与交流的视角分享其对中国文化的新思考。
任剑涛教授认为，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是塑造中国文化的重要动力。无论是先秦时期百家争鸣这样的中国文化内部流派的交流，还是近代或被动或主动的中西文化交流，都对我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近二十年以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开始主动地思考现代人类文化的发展问题。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正确认识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并以正确的态度去面对其他文化。
以下是现场速记稿：
“中国”的概念从历史上来看是有弹性的
我们容易把“中国文化”和“中国”视为当然的概念。但如果深入理解中国文化，尤其是它与其他文化的碰撞，以及中国文化内部各因素碰撞的时候，我们需要对这个概念进行边界清理。
“中国”，可以分解成历史概念和现实概念。从现实概念上讲，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围内的文化创造产品、文化创新成就、文化创制结果，都属于“中国”文化。一旦把这个概念放在历史之中，问题就复杂了。比如西域文化什么时候开始算是中国文化，便存在争议。
从中国文化的起源上看，这个问题就更加复杂。中国文化到底是一元起源还是多元起源，现在历史学界还存在广泛争议。我们一般都认为黄河是母亲河，那么长江在中国文化里面居于什么位置，构不构成中国文化发源时期当然的一部分？这也还需要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继续深入研究。
史学界存在“大元史”和“小元史”的争论，它们是否都属于“中国”史，学者们看法不一。“大元史”就是蒙元帝国史。12、13世纪蒙古人的征服打通了欧亚大陆，成为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开辟现代世界的第一浪潮。在这个“大元史”视角下，中国的概念就大大扩张了。“小元史”则指的是蒙古人在中国现在版图范围内建立的元朝。如果我们再把新清史的观点纳入进来，也存在同样的争议，因为清的征服也进入了欧亚大陆的中部地区。如果把清帝国与中国等同起来，那么中国似乎可以对欧亚大陆中部提出领土诉求了。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文化” 概念中的“中国”，是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的综合性的概念。这个概念的边界，从历史的角度看，是可膨胀、可收缩的。在今天的讨论中，我们并不准备把它膨胀到指满族或是蒙元势力最强大时期的广袤土地，但是又不准备把它收缩到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这不是说我们在谈到“中国文化”时，不愿意在政治意义上来理解“中国”的概念，而是完全收缩了这个概念，反而对我们的讨论不利。
思考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在文化上必须保持理性与冷静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9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国客观讲还是弱势国家。我们今天说“中国崛起”，这一话语起自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8年不仅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身份的认知产生微妙而明显转变的年份，也是世界开始真正思考中国对人类意味着什么的年份。在这之前，从晚明以来，中国一直是退守的状况，我们占据的国家位置就只有一个——道义的位置，我们有一种弱势文化心理。到2008年我们通过奥运会“会盟诸侯”，自信心重新确立起来了。
我们在文化自信心上，一扫晚明以来的颓势和灰暗的心态，这对我们的文化发展具有积极性。因此有朋友提出，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是，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是不是已经到来了？各位朋友如果了解德国史，会对这个提问耳熟能详。这是20世纪初期的德国史学家提出的大问题——“世界历史的德国时刻”。在欧洲历史上，德国没有多少光荣时刻。在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德国崛起，并终于在19世纪晚期崛起成为第二批三个工业化国家之一，由此开始重建自己的国家叙事，勾勒德国文化的新思考。他们强调欧洲的光荣时刻，乃至人类历史的光荣时刻要由德国人来书写。
我们强调成吉思汗的征服是现代世界历史的开篇之作，但其没有带来新的文明形态，还停留在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的横扫。在某种意义上，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的现代历史，缺少中国人的书写痕迹。在2008年，我们以一个大国的面貌回到世界舞台，我们就要问，中国究竟在世界上处于怎样的位置？我们也进一步要问，中国文化可以有什么样的新思考？我们再进一步问，在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碰撞和交流之中，中国文化可不可能对世界文化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这三个提问是一以贯之的。
近10多年，社会方面，乐观主义的结论开始占主导地位；国家方面，提出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在达沃斯论坛上，中国表示提出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作为推进这个方案的经济战略举措已经推行多年。
在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方面，可以以小见大来说明。中国人在世界上留下的痕迹之多，是过去不可能见到的事情，我们真正开始走向世界。我20多年前去美国的时候，经常被美国人认为是日本人，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很难出国。今天没有人怀疑在国外见到的是中国人的事实。正是因为普遍的交流使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和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产生了一种双向流动。
高端文化与科技交流更是如此，华人越来越多地在各学科里面取得第一流的成果。科学层面，基因编辑最有成就的学者中有麻省理工学院的华人学者和一位中山大学的教授。精神文化层面，以往世界哲学大会根本没有想过到中国来举办，而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由北京大学承办。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的构造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文化靠洞察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句话把全世界解释完了；而西方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形成了一套逻辑来看待世界。过去世界哲学大会以西方人为主导，而去年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却是典型的中国哲学主题，叫“学以成人”，全球数千位哲学家跑到北京来讨论一个儒家特色非常鲜明的中国问题。
因此我们从积极的角度说，最近十几年，中国文化确确实实改变了晚明以来被动接受西方文化冲击、而只能以学生身份面对现代文化挑战的状态，开始从学生身份向老师身份转换，重新去面对、接触、处理现代人类文化的发展问题。
中国人如何在这个发展文化的转折关头把自己的发展水平、世界角色、未来发展拿捏得更准呢？在文化上，我们首先必须冷静再冷静，理性再理性。我们怎么来认识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就变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以往这个问题的严峻性，是因为我们民族要图存，要保国保种。而我们现在发展繁荣中的严峻问题是要思考，如何保证中国在未来持续的发展。
中国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古代篇章：中国文化是多元发生的
我们现在谈中国文化，虽然这个概念有张弛余地，含义有些不定，但是我们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疆域和相对固定的内核，比如政治形态上以儒法互补为主，精神形态上是儒道互补的文化，这种文化形态的形成，是中国的地域性文化相互交流和碰撞的结果。
中华文明的中原单一说，要在没有修正性条件的情况下一贯到底地坚持下去越来越困难。我们国土上的各种地域文化的原初状态，就是多元发生的。后来中原文化发展最迅速，成了主流文化，尤其是通过秦始皇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建立了大一统的文化。现在被认为是夏文化的良渚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被人认为代表上古巴蜀文明最高水平的金沙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比我们所说的中原文化的当时水平高很多。承认中华文明是多元产生的，并不等于贬低中华文明的地位和作用，缩短中华文明历史的辉煌记录。
有一种主张认为，夏朝的文化是从埃及来的，原来这个主张被批得一塌糊涂。据说2018年底中国在做2019年考古规划的时候，开始计划跟埃及考古队联手进行文化迁移考古。二重证据法强调纸上材料和地下文物链条的一致性，有双重证据才能是信史，因此我们需要经过考证之后，再下结论。如果真的是埃及文化向东迁移形成夏朝的文化，也不等于说埃及人就构造了中国文化，我们还有本土发源的文化，通过文明的交流，后来生成了我们虽然后发但是非常辉煌的、中国的早期文化。中国人应该有这样的健康心态，我们能不能把我们夏朝祖先开创性的文化接过来，在我们的手里发展成真正有世界典范性的文化品牌，这才是我们有没有理由感到骄傲的事情。
中国先秦的文化繁荣，来自文化的交流和碰撞
根据可靠历史记录，我们文明的原创来自周公“制礼作乐”。周公“制礼作乐”开创了我们中国文化的历史源头，使我们以礼法合一的古代高度成熟的文明领先于全球。周公何以能够“制礼作乐”？孔夫子总结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什么周公能够“制礼作乐”，使《周礼》《礼记》《仪礼》三部大书记载的整个中国古代礼制的宏阔画面展现在文明人类的面前？孔夫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朝继承了前两朝的文明成果，而不是把前面王朝的文明都废弃掉。周朝给我们最大的启发是，一个朝代取代另一个朝代，但是文明、文化可以延续下来。
周以宗法血缘结构建立国家结构，“大宗套小宗”，它的宗法分封结构是中国最标准的封建制。而人们所说的秦以来中国的封建制，是仿造欧洲社会形态的说辞，即便就中国历史讲，秦实行的不是封建制度，而是郡县和封建混合制。由于社会越来越庞大，周代的封建制越来越没有效果，到了东周时期越来越不适应国家规模的扩大。社会流动人口让士阶层崛起；诸侯之间为了扩大领土，掠夺物质财富，扩大文化影响，相互征战，使军功爵阶层崛起。原来爵禄是世袭的，现在有了战功就会有爵位，有尊贵的社会地位和奢华的生活。因此到了东周，“挟天子以令诸侯”，名义上的国家首脑更是变成了一个符号，形成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分裂格局，原来统一的王官之学、中国统一的周代礼制文化维持不下去了。
周代官员同时也是掌控文化的人，来延续周代的文化命脉。但是后来“学在王官”无法维持，就变成了“学在民间”。原来只能官方办学，现在孔子这样的人开始收徒讲学。道家创始人老子，有人认为他的身份是周的史官，掌管文书记载，但他看穿世事，要挂冠而去，但是边关主事人不让他走，说你这么大的学问，要写出来再走。老子就奋笔五千言，从此不知所踪，成为中国隐逸文化的象征。老子后来成为道教的“李耳”，说他长命八百岁，把他神仙化了。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变成多元精神文化，正是由于民间力量介入了失落的官方学问。
而民间讲学的盛况令人赞叹。仅孔子讲学，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诸子峰起，论辩起来剑拔弩张。但在春秋战国文化间的碰撞，儒家文化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相反在孟子看来，当时“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指的是道家的先驱杨朱，他被称为中国个人主义文化的先祖，“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但同时“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墨”指的是墨子。在孟子看到天下不归杨则归墨的时候，他大骂杨朱和墨翟是“禽兽”。这就意味着中国文化在先秦形成自己原初形态的时候，已经通过文化内部的各要素和文化内部的各流派的相互交流和碰撞，显著提升了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水平。
在中国文化原初规模的形成中，最初的几大家各具特点：儒家继承了周代以来的宗法文化；道家对文化倍感失落而对秩序建构不抱信心；法家代言新兴的军功爵阶层，建立新兴的大一统的政治文化；而墨家通过中国古代科学研究和坚定的政治实行来体现它的特点。各家各派不同的主张使先秦诸子文化特别繁荣，展现了文化不同侧面的精彩，形成了中国古代早期精神文化最高水平的文化形态。
今天我们谈中国文化，就像复旦大学的学者葛兆光先生一再提醒的，不要把中国文化缩小到中国古代文化，更不要把中国古代文化缩小到儒家文化。儒家不等同于中国古代文化，只不过是当时九流十家之一。
秦代建立了大一统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
在什么时候，中国再一次形成了像周代那样的王官性的统一文化呢？经历东周数百年的碰撞，到秦横扫天下，秦始皇建构起大一统的文化结构。这中间的春秋战国时期，文化最繁荣，以后即使出现了宋明理学的第二高峰，但是从客观上来讲，宋明理学所代表的文化繁荣，跟春秋战国的文化相比，其气象与世界历史价值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文化一定要在竞争、交流、碰撞中激活它的内在活力，没有竞争的文化是保护性的文化，是没有活力的。
何以秦代再次形成大一统的政治文化，并经由汉代改造，成功塑造传之久远的、大一统的中国社会文化呢？这一方面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政治优势，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政治劣势。这个优劣之分就好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公元前800-200年左右，全世界的政治体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建立与大规模政治体兴起相应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这是人类社会结构在规模上急剧扩展带来的必然结果。早期罗马征服采取的是共和的办法，罗马共和国有一个万民法，下面被征服民族在承认被征服的情况下可以实行原有的民族法，这样给被征服民族一种“没有受罗马人统治，而是自己统治自己”的错觉。在中国古代社会，周代采用的是“族群共和”，与罗马共和国的建制有异曲同工之妙。周“大宗套小宗”，只要承认姬姓是国家最高领袖，被征服的民族可以按照族群的习惯自己统治自己。
秦靠军功爵制来解决政治体规模急遽扩大的治理问题，立了战功的人可以获得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并且有相应的文化为它辩护。协助秦国统一中国的两个重要人物，思想人物韩非和政治人物李斯，都是儒家大师荀子的学生。韩非子觉得老师倡导的王者之学、王者之制、王者之论和王者之人，这些儒家理想中的王道政治不可行。儒家是让权而不是争权，法家是争权而不是让权。韩非子说儒家构造的尧舜禹三代禅让的说法并不高明，君王擅自将位置让给大臣，就是没有行君王之命，大臣将君王的王位接过来，就是僭越。因此韩非需要重新构造文化发展的方式。在秦始皇之前，“皇”与“帝”的称谓是分开的，秦始皇第一次将“皇”与“帝”并称，“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秦建立大一统政治对中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政治、文化影响。但在政治统治上，秦却以万世之基业，二世而亡。因此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国家如何可以长治久安？经过这样一个碰撞，汉宣帝明确总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朝不能学秦始皇那样单纯靠暴力统治国家，把不听话的儒生杀掉，把私藏的书烧掉。汉朝设五经博士，将经学与利禄之途密切地联系起来。这就是后来到唐太宗总结出来，国家统治就是要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彀”指的是一箭能射到的范围，统治者用功名之箭令人才趋之若鹜。汉代总结出秦朝的教训，国家把枪和笔都握在手里，这样中国就建立了高度稳定而化解社会精英造反的一个严密的社会政治文化体系。虽然有朝代的更迭，但这个体系一直维持到清朝晚期。
“三教合流”使中国古代文化到唐代到达鼎盛
这中间也有新的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有两次大的起伏，但是对文化没有造成根本冲击。一次是魏晋，堪称主流的儒家受到道家的抵抗。因为曹魏氏和司马氏极其残酷的权力斗争，“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这时候大家就拼命地讲养生。鲁迅先生写过一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讲魏晋名士为了不去介入高度危险的政治生活，沉溺于喝酒与炼丹。这个阶段，道家之学第一次对已经成为主流的儒学造成重大冲击，但是基本上也翻不了大船：儒道毕竟合流，夯实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根基。
到了唐代，佛学非常兴盛。南北朝时候，君王不恋江山却迷佛，梁武帝萧衍曾两次出家，迷佛迷到可怕的地步。唐代伟大的文学家韩愈充满感情地写了一篇《谏迎佛骨表》，结果被发配至蛮荒之地广东潮州。但是女皇武则天非常聪明，她让儒释道三教领袖到宫廷里讨论，让“三教合流”，共同发挥维护皇权的作用。中国三教文化的合流造成一种新的气象，整个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文化混合性发展，相互碰撞，使得中国古代文化到唐代变成最盛大的文化。
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化发展，是我们古代文化交流，即先秦诸子碰撞形成的中国的原初文化同化外来文化。汉传佛教经典《孝子报恩经》就是典型的将佛教儒家化了。中国文化的再生能力、再创造能力和文化儒化能力太强了。当然这也造成我们一种较为消极的文化心理，就是要吃掉外来文化，而让它构成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恰恰使我们在接触西方文化的时候栽了跟头，因为西方文化的进入和佛教文化的进入有结构性的不同，这将翻开中国文化交流和碰撞的现代新篇章。
中国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古代篇章
晚明至清，现代科技文化及社会组织方法难以在中国扎根
对于中国现代的文化交流来讲，首先是中华文化内部的碰撞。满族人征服了中原汉族人建立清政权，对中国最成熟的农耕文明和农业文化造成重创。汉族人创造文明成果的能力比较强，但是武功自从唐以后越来越弱，以至于变成“无兵的文化”，满族人征服的时候缺乏抵抗之力。
明朝军队人数是满族的数倍，按照道理来说当时明朝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常备军，但是由于军事管制的体制问题，缺乏战斗力，军官的授予机制和控制机制使国家忠诚问题没有解决。因此，长期行之有制的、有悠久历史渊源的汉地文化，在明清之际遭到重创。
由于清统治的高度不安全感，使得清代文化发展程度相对明代而言较低。按照儒家文化的大学与小学之分，整个清朝最繁盛的学问是小学，不讲大学的精神文化，不讲儒家的批判意识和建构理念，而讲文字、辞章、训诂、考据，因此清朝整个都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思想创建。
晚明及清两个朝代的皇帝对兴起中的现代文明是缺乏敏锐感觉的。明朝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进入中国，历经多年努力进入北京，一边传教一边传授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兴起，徐光启也是绕不过的人物，他翻译《几何原本》的前几卷，但在官方与民间都得不到承认和激励，于是中断。直至晚清数学家李善兰才译出该书后九卷，这本书才有了全译本。
我们中国人相信神秘和非理性的东西，形成了一种反科学的文化心理。这种心理，在很多民族也都是根深蒂固的。从晚明开始，现代科技文化传入中国，但很难在中国扎根。与此同时，现代社会民主的组织方法更难被中国人接受。因为我们从秦开始就实行的是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中央王权布局一切，社会民间按照朝起暮睡、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节律在进行分散的农业劳动与社会活动。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中如果要进行文化动员，基本上限于那些已经进入精英圈或打算进入精英圈的少数文人学士。
现代西方文化是革命性发展的产物
现代西方文化在政治上起自于1215年，这一年英国贵族与约翰王达成《大宪章》。直到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英国艰难积累现代转型成就，成为全球第一个现代国家。就此而言，现代并不直接起源于公元前800年左右的古希腊、罗马，也不由中世纪直接导出，它有自己源远流长的发展线索。但现代突破，是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壮大的结果，不是历史给定的结果。
《大宪章》是人类历史上由少数贵族起来限制专制王权的、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重要文献。在这之前，西方的政治体制也是专制，凯撒就是专制君主，罗马帝国时期的塞内卡和西塞罗，他们都有共和理想，但他们充分认识到，衰朽的罗马不得不终结共和体制、依靠帝国体制。
美国在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颁布以前，国父杰佛逊坚决主张州自治，他认为小规模共同体才有利于共和，大规模政治体倾向于专制。华盛顿、汉密尔顿则指出强有力的中央权力建制。美国国父们建构起联邦与州的二元建制，以便在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中实行民主。美国联邦宪法、联邦政府这一级就其所有的权力来讲是比较明确但有限的，每个州有自己的州宪法，除了军事、外交和联邦税收，所有州自己的事务，联邦政府不能干预。这就为美国找到一种国家结构层面的善治机制。
这些成就，都不是西方国家得自历史的恩赐，而是经由革命性发展和历史断裂才浮现出来的。
现代文化的因素及其发展的原因
现代文化的因素有很多，不是我们现在可以完整分析的。按照剑桥大学历史人类学家麦克法兰的分析，大的变化包括城市经济的兴起，手工工业尤其是大规模手工作坊的突起，现代工厂的兴起和现代工业的发展。而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兴起改变了全球农业时代的一致的生产方式，体现在规模化、集约化、提高技术含量。而之所以工业革命出现在英国，不是因为当时的工业技术含量高，恰恰是因为技术含量不高，全民都得以搞纺织，而纺织乃是一种极易普及的技术，尽管中间容有技术改造。中国唐宋以后到明清之际，中国江南一代也有雇工达数千人的纺织工场，但仍然是劳动力密集型而不是技术助推型的。这就划出了传统工业和现代工业的界限。
资本主义的兴起，让现代进程充满张力
城市和农村互动机制的形成，推动了现代进程。在英国，最特殊的一点就是，农村居民并没有以进入城市生活为目的的单向流动。工业革命后，贵族有时住在农村，有时在城市里谋求发展，他们既是农地贵族又是工业新贵。比较而言，在晚清时期，尤其是洋务运动以后，农村人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上层名流，如果不做官就会选择做生意，但他们不会再回到农村，农村精英被城市单方面吸纳，让农村有种抽空的危机。正因为英国在城乡之间为财富新贵和农业贵族身份合一提供了条件，因而产生了极其新鲜的现代文化——乡绅文化，和关注公共事务的乡绅阶层。这对英国的现代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上半叶，英国完成了全民推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出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批判的，资本主导经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的社会机制。因此激化了社会矛盾，让现代进程充满张力。
在解释现代文化兴起的时候，德国有两个人对资本兴起的解释是截然相反的，一个就是卡尔·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另外一个马克斯·韦伯为资本辩护的理论。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特别强调以上帝的名义发财，这成为资本增长的精神动力。同为德国人的社会学家桑巴特，也写了一本书，叫《奢侈与资本主义》，他认为，由于上层贵妇贪图享受，当时中东欧往财富增长快的西欧移民，有很多工商业者，他们敏锐地发现西欧上层妇女消费市场很大，就专门生产上层需要的奢侈品，结果赚了大钱，这样资本才逐渐获得自己发展的原始积累。后两人的解释路数恰好相反，但对人们理解资本主义的兴起都有帮助。
资本主义经济早期的发展，确实有它的残酷性。但资本一旦进行物质财富生产的操作，尤其是当金融资本介入，它的生产逻辑就与农业时代完全是两回事了。农业时代生产是为了自己消费，消费有剩余才会交易。尽管这样也会出现极为发达的商业，但那不是工商业，而是农商业。唐代官方市场很发达，据说长安的东市有30万商户，它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官方集贸市场了。但因为市场受权力的支持而存在，对商业的自身成长帮助不大。工商贸易机制，在一开始生产产品就是为了市场交易，所有的产品都付诸市场交易，并在市场交易中获得强劲的再生产动力。这是此前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事情。
要以理性精神来引导中国文化，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
18世纪在欧洲兴起并普及的现代文化，在19世纪成为世界进程。1840年英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掀开中国现代转变一页。1842年中英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让中国陷入了近代以来的窘迫局面——“落后就要挨打”，当时中国的经济生产方式和技术手段已经跟不上时代，清政府也不愿意释放臣民的个人力量，不愿意让成员共同参与国家事务、共同担负国家责任，而且在改革上进退失据，因而晚清的挨打和晚清的被推翻，迟早要发生。
严格说来，讨论“中西文化的现代碰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一命题，有些反讽。因为这一命题大致限于中国人内部的讨论，即中国人一直在尖锐争论，到底是用西式的方法发展经济还是传统的方法发展经济。可以说“中西文化之争”是中国社会内部的问题，西方国家并没有同样怀疑自己是否该走自己的道路，还是学习中国的问题。所谓中西之争，是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争论，它不是真正的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争论。这个问题的中国内部性表现为，中国面对自己的未来发展，对究竟应该站在传统的基点上还是现在的基点上，形成了古、今、中、西尖锐对立的文化格局。
这个尖锐的对立是一种悲剧。第一，古代跟现代不可能有冲突。所有所谓古代和现代的冲突，其本质上是现代人相互之间的冲突。第二，中西文化也没有冲突，它们之间有矛盾和摩擦，但并不存在你死我活的冲突。在文化心理上，我们需要避免零和游戏的固执观念。走出古今中西冲突的精神自限，勇敢承接现代文化，推进中国的现代转变进程，并对现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中国贡献。
从整体上说来，西方为人类提供了现代文明的典范，我们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照搬。但西方现代文化的三个重要支点，却是一个尝试现代转变的国度不可或缺的。一个国家如果不解这三个问题，就无法生成现代文化。一是创造财富的方式必须是市场经济，二是国家政治组织的方式必须是民主政治，三是社会文化的精神氛围必须是多元与宽容，崇尚理性和善意的讨论。今天我们中国在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中，需要以这一认知引导中国文化发展。只有这样，中华文化的复兴才是真实可期的。
（文清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