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2日，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成功举办首期“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论坛”。会议由国创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谢茂松主持，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特邀专家、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致开幕辞。

陈晋表示，这次全球抗疫充分彰显了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增强了我们的道路自信与文化自信。中国的发展使自己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的开放与全球治理的关联性前所未有，但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并没有改变。由于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意识形态诸方面的差异，中国现实的文明发展道路仍然延续着“受疑”甚至“挨骂”的局面，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表现得尤其突出。在世界格局中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离不开文化的竞争，国家影响力的大小，除了取决于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的强弱，还同时取决于文化软实力的强弱；能否跨越精神上的各种挑战，也取决于有没有牢固的精神主心骨和坚定的文化自信。因此，树立和强化文化自信，成为了当务之急。

开幕式后，八位来自历史学、哲学、政治学、公共管理、战略研究等领域的与会专家先后发言。国创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谢茂松首先讨论了《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的基本问题》；中央党校文史部主任李文堂就疫情后中国道路的外宣工作表示，要在中国文明的基础上讲好中国故事，尤其要在学术话语方面做持续的学术积累工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原参事邓小南强调了要加深对中华文明的家国、天下观的研究。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王绍光以《疫情与社会主义道路》为题讨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所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苏世民书院前院长王有强的发言则以结构性的案例来研究文化在国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从百年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进而提出历史政治学研究的新范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指出，世界各国抗疫的不同结果，显示出不同的文明性与道路性的大的结论。

清华政治学系教授景跃进提出三个问题。第一，这次疫情，就像上帝在地上掷了一个骰子，不分文明、国家、人种、体制，大小国家都遇到同一个病毒，这对于政治学来说，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研究机会。我们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政治家面对同一个变量，如何做出不同回应。第二，中国抗疫虽然取得如此成效，但并没解决挨骂、西强东弱的问题。100多年来我们没有自信，要解决100多年来的不自信，不是三年两年的时间能解决的问题，要通过代际更替来完成，这就凸显了教育的重要性。第三，我们还要做好外宣、内宣一致性的工作。

八位专家发完言后，国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博永代表国创会致闭幕辞，他首先祝贺中国中心第一次研讨会圆满成功，感谢了各位专家贡献宝贵的学术思想与智慧。

（文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