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4日，有“汉语拼音之父”称谓的周有光先生逝世，享年112岁。腾讯文化独家连线著名政治学者、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就周老与中国文化的问题进行了交谈。“昨天学者们刚刚聚会，为周有光老先生庆祝112岁寿诞。今天突然听到老先生去世的消息，还是十分意外的。”任剑涛教授如是说，“周老应该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文化标志性人物，这位出生于清末的百岁老人，历经世纪沧桑，身上的标签很多：他是银行家，是语言文字学家，也是思想家。一辈子活出了别人几辈子。近些年反复提倡要有世界观，扩大世界观，强调‘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在任剑涛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教诲。以下为采访任剑涛教授的主要内容。

周老晚年这十几二十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旗帜性人物。像周老晚年那么有文化眼光的人，在目前的中国大陆来说实属罕见，尤其是他“从世界看中国”的主张，眼光不局限于国家自己的发展，要在国家眼光之外有世界眼光。对于年龄那么大的老先生来说，太难得了。在周老先生的言语里，他古典和现代的结合是非常一致的，而且是堪为师表。说起来是常识的、政治亲民的意识，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又是难以做到的一种理性精神。

尤其是国家在徘徊、在迷惘，在这种背景下，周老指出的要从世界看中国，眼光实在是太难得了。这种世界眼光、人类情怀，不是一个简单坚持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立场的人所可能具有的情怀和视野。

一个世纪老人才有的历史的见证

对周老的学术风格，我觉得需要放在中国大历史当中对它定位。周老一个最重要的作用，恰恰是在大历史的走向中精确描述。百年历史的见证人具有着最深沉的历史分量，具有了百年人生厚重的校正力量，这非常关键。他本身就是百年历史的经历者，他给我们的很多告诫都非常重要。

几代精英发现中国文化确确实实需要向世界敞开胸怀，所以周老中年时尽其所学，为了国家的需要，改攻汉语拼音，不像保守人士那样刚愎自用，太看重小我。这也是一个世纪老人才有的历史的见证，一种对文化的洞察。

中国的现代转型实在是太艰难了

对于百年复杂的历史，很难用进步和退步做简单的评价，我们现代转变的尝试和努力，很明显处在一个焦灼的状态。周老经历过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现代转型之艰难，收效堪忧，但同时成就伟大，都有非常深刻的人生体验，是我等晚辈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没有一个历史的复杂体验，很难感受到中国现代化转变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艰难性，以及它的复杂性。而周老这样历经三个政治时代的人，经历的艰难，社会发展的险阻，政治转型的困境，人生处在其中的波折和喜悦，是刻骨铭心的体验，是我们局外人或者是历史经历短浅的人所难以想象的。

最终来说，我们不去简单判断，相对于周老经历早期的历史，有多大的进步或多大的退步，这样的断言，还是比较轻率，但有一点是周老的人生告诉我们的，中国的现代转型实在是太艰难了，因为每遇到一个转折的历史关头，“反现代”就跳出来了。人人常常说现代是傲慢的，这种批评实际上是非常轻率和不负责任的，因为中国之所以发生现在的转型，无论是晚清向前迈步，后来又如何退步，还是民国艰难推进，又如何倒退，还是今天已经在经济领域收获如此巨大的成就，在其他领域里还需要艰苦努力，都证明现代化的推进及其难度超乎国人的想象。

周老在百岁之年还敢于坚持以世界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说明周老充分意识到中国现在转变的非常困难，他绝对不是怀抱一种非常天真烂漫、即刻就能兑现的轻松想象，他深知这是不容易做到的。

他作为一个世纪老人，坚持再艰难我们也要咬牙挺进，而不是往后退缩，这才是最重要的起点，这比我们去判断中国现代化究竟是进步了还是在原地徘徊，还是向后退步，要重要得多。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借鉴周老，推动我们的现代化成就，谋划现代化的未来。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开怀拥抱世界上的文化、经济

在某种意义上，百岁老人，像杨绛老先生和周有光老先生都是百十岁以上的人，他们的历史经历和他们亲身经历那种惊心动魄的现代早期的转变，不是我等所能够体会的。

周老和杨绛老人他们对中国历史有着深刻体验和文化担当，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对于历史的洞察、对文化命运的一种认知、对社会责任的一种担负，，我们表达这种推动现代的政治勇气，以及我们表述上的艺术化程度和接受程度，都远远不如周老和杨绛老先生。

周老和杨绛老先生那一代人，他们是整个群体的，他们身上应该担负着现代文化转变和中国现代发展的群体意义。

我们需要思考，我们的前辈他们为何会如此顽强地去强调中国一定要完成现代转型，一定要融入世界，而不能孤芳自赏。只要我们这一代人有这样一个思考，愿意扩展我们的眼光和视野，坚定民族文化的立场，同时真正开怀拥抱世界上的文化、经济，我想周老或者是杨绛老先生，他们的文化责任感和使命感就不至于在我们手里被彻底断送。

（康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