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7日，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成立的契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邀请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和台湾政治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著名政治学者，在凯风学术研究中心举行“中国政治学发展问题研讨会”，就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大命题和主要议程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小劲教授和政治系副主任景跃进教授共同主持了本次研讨会。景跃进教授介绍了本次研讨会的意图和目的。他指出，当代中国政治转型和政治发展的重大问题，是西方政治学研究者倍感困惑的问题，也是中国政治学界缺少理论共识的问题，更是中国学者缺乏应有的重要理论贡献的领域。因此，期待国内政治学界能建立一定的沟通机制，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张小劲教授指出，中国政治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学科恢复以后，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兴，但目前则处于学科分化和提炼阶段。他希望本次研讨会能够就当下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大问题、未来的主导议程以及中共十八大之后的可能研究空间和主要议题等问题进行广泛交流和讨论。
在随后的讨论中，中央党校李良栋教授指出，政治学是时代精神的精髓，是研究如何调节利益冲突和各种矛盾的学科，应该主要研究政治自由、政治平等、政治关系。接着发言的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教授则强调，当前中国的政治发展“不是在路口，而是在路上”，中国政治学研究主要面临的是科学问题而不是哲学问题，需要经历一个经验主义的阶段。他认为，随着经验和实践的发展，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该重视经验主义研究，更多关注政治科学的发展，政治科学应该从政治哲学中脱离出来适度分家，否则两者会相互干扰，对两者都不利。他认为政治科学主要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即前提与条件问题、成本问题、时机和机会问题。他还特别强调政治科学研究应该在发现的基础上加以证实，认为只有足够的证实，才能对决策者产生影响。他相信，中国的政治科学家在未来五十年可发挥更大作用。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徐湘林教授首先援引已故著名政治学者邹谠教授的话指出，中国政治学者应该充分利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重大变革和重大事件，对其进行理论分析，为丰富世界政治学理论武库和知识结构作出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中国政治学界面临严重的知识危机，知识储备根本赶不上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他认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不是数据和资料问题，而是基本理论范式构建的问题，运用西方比较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他指出，当前中国政治学界对政治改革研究的理论渊源仍然是西方启蒙时代的思想体系，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因此需要一种新的既要涵盖西方政治学最新理论成果更需结合中国实际的理论范式。他认为西方比较政治学以民主化为核心的理论范式过于狭隘，需要调整和提升，相较而言，国家治理范式更具包容性。他最后指出，政治科学的主要功能在于首先是对过去已经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客观的描述和解释；其次对政治发展的前景进行相应的预测，如对民主改革的具体操作及其后果的分析。
中国社科院史卫民教授指出中国政治学界理论与实践脱节现象严重，现有研究无法解释中国国情的基本性问题和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如中国公民的权利认知状况、政治权利与其他相关权利的关系、社会结构对两个自治的影响以及公共服务的有效机制问题。他强调应重视对政治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如选举的基本功能问题，他认为选举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功能。他指出一定要重视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的结合，实证调查和案例分析要提升到一定的理论层次，要有哲学的思考。最后，他建议中国政治学界应该加强交流和合作，建立联系讨论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任剑涛教授从组织使命、学术话语、对策研究三个层面谈了对清华政治学系和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看法。首先，他认为清华政治系的组织使命必须顶天立地，在注重经验实证研究的同时，加强中观层次的制度研究和比较研究，从而在实证研究和基本理论话语方面都有话语权，为处于迷惘当中的政治话语权有所贡献。其次，在学术话语方面，研究视角、切入方式、表述情形非常重要。他认为，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在话语切入方式和表述方式方面存在过于接近政治意识形态、满足政治现实需要、风险意识不够、自我保护过足等问题，急于提出一揽子解决中国政治发展问题方案。他强调学术研究要独立于组织使命之外，秉行无政府主义，必须按照学术原则进行表述，允许学术竞争，避免警察话语。再次，他认为对策研究方面不是喜好的表达而是有效的追求。对策研究要重视比较性个案的研究，并确立对策研究的验证模式。此外，他提出政治学者在对策研究方面要有说“No”的勇气，惟其如此，当我们说“Yes”的时候，决策者才会相信，对策研究要避免“购买性对策研究”而丧失学科尊严。最后，他认为目前中国政治学界在整个政治学理论建构上，不足与挑战西方话语。很多学者对西方政治学理论只是进行错位的嫁接，而不能进行平等的交流。如一些学者回避谈“Party State”，实际上是对西方政治理论是一个结构性挑战。他认为中国政治学如果无法与国际学界进行交流和对话，一切政治学研究都无法逃出自我设定的圈套。
中国政法大学常保国教授简要回顾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五次转型、五次民主高潮、四次回潮、失去四次和平民主转型的机会之后，指出世界近现代史上很少有国家在百年时间内经历如此重大变化，中国百年的政治实践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题材，通过对中国政治发展进行系统的历史研究对未来政治学研究十分有益。他认为，中国政治学研究应该综合运用政治哲学、政治科学、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才能更切合实际。
北京大学燕继荣教授表示对中国政治学研究并无太大危机感，作为一个学者只需坚守学术中立原则、尽力而为即可，因为就知识储备而言永远没有足够的时候。他认为，中国政治学界唯有靠学科的学术性才能促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即在政治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问题上形成一定共识，然后以此推动社会共识和政治共识。在政治学的现实问题方面，他认为政治学者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并提高学术性，具体而言在未来20年内中国政治学界可着重加强以下五个问题的研究。第一，权威政治的历史使命问题，通过比较研究后发展中国家的转型过程，对威权政治的历史使命和延续性问题进行理论解释。回答威权政治的使命是否应经完成，威权政治是否仍有剩余能量，若有应该如何用好等问题。就中国而言，威权政治未完全走到头，其效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存在权威资源的空转和浪费，如威权政治理应在解决区域差距等问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第二，威权政治能量消耗后的民主化问题。民主政治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政治权力的适度开放和竞争，避免避免权力垄断和权力寡头化；二是民意和决策体系要有正常的沟通渠道。他认为，围绕这两个问题有很多的制度设计，需要新的理论研究和解释。第三，治理结构的调整。这包括党内竞争规则、地方治理结构的调整等问题。他认为就地方治理而言，可尝试一定程度的分权形式，如坐实地方人大，分解地方长官权力，完善民意疏通机制等。第四，大国崛起的战略问题。第五，社会结构和组织生活方式变化对既有政治理论的挑战。他认为，全球化的兴起冲淡原来以民主国家的界限，网络的发展导致组织分散化和管理扁平化，这些都对现实政治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台湾政治大学袁易教授首先指出台湾政治学界在学科建设过程中犯了专业分工过细的毛病，大陆学界可引以为戒。他认为大陆政体的特殊性和政党政治的持久不衰，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是引领中国政治学在国际学界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因素。在操作层面上，他认为中国政治学界不必不急于自创学派或自成体系，可通过推翻、纠正和补充西方比较政治学的某些理论实现学科的发展。他强调政治学研究应该超脱当下政治，以学术大辩论的方式展示学科的庄严性和知识性。政治学研究应该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同时发展，大可不必过分追求高度计量化、科学化从而陷入实证主义的单一方向，避免台湾政治学界以方法论为主而忽略政治学的重大问题的倾向。他认为，政治学不能忽视规范问题的研究，没有规范理论就丧失了研究者的理论动力。最后，他提出台湾学者在中国政治研究方面有别于西方学者，能够从更加客观的角度进行观察和研究。他倡议两岸学者不应持主客分离的态度，而应互为主体、加强交流，从而推动学科的交融和发展。
中央编译局杨雪冬教授提出中国政治学的生命力体现在能否回答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以及能否与世界学界进行沟通和对话。因此，他认为中国中国政治学应同时注重从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的研究。在微观层面，说明制度通过什么方式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思考方式，即Governmentality如何改变人的Mentality。在中观层面，可着重加强激励机制和行为动机的研究，如有关中国地方治理方面的机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研究是解释体制活力和持续性的重要因素。在宏观层面，应加强政体方面的研究。福山曾指出西方比较政治学的困境，就是对非民主政体以及非民主政体国家之间相互区别的研究严重不足。杨教授认为，中国的威权体制与拉美、日韩等国家不同，中国政治学界对此要有自己的理论解释。他最后提议以学术为基础形成政治学的学术圈子和学术共同体，避免政治学研究碎片化。
中央民族大学李俊清教授指出目前政治学界对民族与国家关系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远远不够。2008年后，国内民族问题日益突出，这一问题应该引起政治学界的高度重视。他认为民族问题具有文化属性，但更具有政治属性，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他认为在民族问题上，政治学界应加强以下几个问题的研究：包括，在统一多民族国家框架下，如何在公民平等的前提下体现民族平等；少数民族内部不同人口规模的大小民族的关系问题。国家权力对公民文化生活的介入方式和介入程度问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应该主要体现民族自治还是区域自治。
本次研讨会的最后，张小劲教授和景跃进教授又进行了简要总结，他们共同认为中国的政治转型和政治发展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广泛的空间和发展新范式的机会，中国政治学人不能失去知识创新的历史机，因而希望能够形成定期交流机制和交流网络，通过大家共同努力推动推动中国政治学总体学术水平的提升，为中国改革作出政治学界应有的贡献。
（杨思派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