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7日上午，政治学系举行“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讨会”，特意邀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博士候选人冉昊和孟天广，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的博士候选人夏璐，以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博士后谢喆平，发表他们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展开深度研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刘云杉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财政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刘明兴副教授、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景跃进教授、刘瑜博士、苏毓松博士和张汉博士，以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刘超参加研讨。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小劲教授主持了本次研讨会。

研讨会的第一节集中于比较政治学的论题。冉昊发言的题目是“1980年以来福利国家改革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结构分析”，他想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福利国家的改革是否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简单的市场作用增强而政府作用减弱？他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数据为例，说明在生产领域，福利国家改革确实带来了贫富差距扩大、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力度减弱、企业税率降低等现象，因此表现出明显的市场化改革方向，但是在分配领域，国家公共社会开支占GDP百分比和国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占GDP百分比却呈现上升的趋势，因此表现出政府干预力度加强而非减弱的态势。最后，他比较了中国与发展型福利国家(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的发展模式，认为中国在提高二次分配的效能和社会保障程度方面还有很大的作为空间。

孟天广发言的题目是“Requesting for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Transitional China: Economic Growth VS Public Goods”，主要探讨经济增长和公共产品供给这两个因素，究竟哪一个与中国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有更密切的关联。他把政府的合法性概念通过操作化，转变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进而使用“中国公民意识调查”、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县社会经济统计年鉴的数据，对政治信任度问题进行了回顾性和前瞻性的比较分析，并对经济增长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客观性和主观性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他发现，在对政治信任度的影响力上，公众对于经济增长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回顾性评价的作用，要大于前瞻性评价；再细分，公众对中央政府的前瞻性评价更重要，而对地方政府的回顾性评价更重要；而无论是前瞻性还是回顾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比经济增长对政治信任度的影响都更显著。在县级数据上，人均GDP、失业率、基尼系数、城乡收入比都与政治信任度呈现负相关，只有福利开支与政治信任度呈现正相关。

研讨会第二节的主题有关教育政治学。夏璐发言的题目是“Politicized Academic Capitalis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ociopolitical Control Mechanisms over the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Reform Era”，主要探讨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政府财政能力加强、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张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如何通过更为柔性的方式，实现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控制。他认为，中国政府把传统的政治控制手段与市场化逻辑结合起来，实现了对高等教育系统内的知识分子的有效控制。他把这一新的控制体系称为“政治化的学术资本主义”(politicized academic capitalism)。其具体表现是，对于能够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和政府能力提升的知识分子，政府通过科研经费、政治身份安排等手段给予支持；对于能够提升大学的经济收益和声望的知识分子，大学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予他们参与经营活动的方便性；而对于一些对国家权威产生一定的挑战、但对大学声望很有益处的知识分子，大学则通过外出访学等特殊安排进行保护；对于那些对国家权威产生严重挑战的知识分子，大学在国家的压力下，则采用直接的压制、排挤和管控的措施。

谢喆平发言的题目是“‘辅导员’制度与‘红色工程师治国’：中国高等教育中一项政治精英生成制度的考察”，探讨为什么在中共十四届到十六届中央委员中，有这么多清华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基于文献研究和访谈，她对1950-1960年清华的辅导员制度进行了考察并发现，这些清华毕业的中央领导，很多都曾在清华担任过辅导员，而清华的校级和院系主要领导，很多也曾在清华担任过辅导员。而“红专并重”、学生兼职做辅导员并担任团干部，是清华辅导员制度的主要特点。政治辅导员制度不仅是清华培养学校党政骨干的主要方式，而且是清华为国家培养党政干部的有效途径。因此，这些辅导员日后很多都成长为中央、地方党政机关及清华校内的重要领导。

四位发言人发言之后，与会者就他们的研究进行了广泛热烈的讨论。在肯定了各项研究课题的价值之后，与会者或对课题的资料提出补充意见和多样视角，或对研究的预设和理论分析提出质疑，也有对研究方法和操作技术的批评。甚至在会后的餐聚期间，讨论仍在继续。

（张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