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0日下午，《当代中国思想动态》课题组在清华政治学系明斋会议室举行了题为“今后十年中国面临的关键性挑战”的第三次研讨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巫和懋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周黎安教授、中央党校党建部的王长江教授、中央编译局的何增科研究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树凯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的应星教授，以及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李强教授和王天夫教授、国际关系学系的赵可金副教授、政治学系的张小劲教授和景跃进教授以及经济学所的刘涛雄教授和王勇博士以及来自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本次研讨会由张小劲教授主持。
研讨会首先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社会学系教授李强做会议主旨说明。他指出，今天所研讨的“今后十年”，指的是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从目前的情形来看，国内的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十分尖锐，十八大产生的中央新班子所表现出的新姿态比如“八项作风”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这也许是每次换届后新班子的“新形象”，还不是重大的改革决策。在回顾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的基础上，他认为，在邓小平时代，改革的进展得益于政治强人和强人政治，改革的起步和初步发展相对容易的多，但现在的情形有了很大的变化；新的领导班子一上台，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冲突，比如《南方周末》事件，事态走向已经说明，在精英集团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冲突和分歧。李强院长指出，就此而论，中国是一个地区差距性很大的社会，未来十年又是一个时间跨度相当大的时段，要做出合理的判断相当困难。这次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各位专家请来进行跨学科的讨论，就是要集思广益，就是要汇聚群体的智慧，研讨未来的主要挑战，并为此调整我们的知识储备和研究日程。
随后发言的是巫和懋教授。他认为，目前中国的产业经济发展，遇到了创新不足、产业附加价值不高，内销产品质量的公信度有待加强，投资“潮涌现象”造成产业产能过剩，国企发展压缩民企空间，产业价值链有待整合等许多问题。目前中国政府也表现出对挑战的回应不足、改革的共识和动力不如以往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经济的中长期政策，应该抓住全球经济秩序调整、国内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增强等机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需求结构、供给面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强化人才政策、教育改革、资源环境等支撑体系，在基本公共服务、就业、保障房等方面加强民生建设，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力量的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民间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意识十分强大，是中国的独特优势所在，就能予保护和发挥。与此相关，市场的范围和政府职能都应该进行重新定位。他根据台湾的发展经验指出，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慈善团体的发展和媒体的发展，都是社会力量应该发展的领域。这些力量的发展会对政府产生制衡的作用，解决中国发展模式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避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他特别指出，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在经济领域恢复市场的力量，让政府职能能够重新的定位；在政策设计中，除了顶层设计外，更应该促进社会力量的发展，并与政治力量一道，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进一步推进改革。
接着发言的周黎安教授首先从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和Acemoglu以及Robinson的Why Nations Fail三本书讲起，讨论为什么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政府的公信力却处于前所未有的低水平。他认为，目前中国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治理性危机。政府与市场、社会和政治之间关系模糊，冲突严重。“层层行政分包”和“横向官场竞争”为特征的中央-地方关系安排，虽然具有分散社会风险和矛盾，减少中央管理成本的效果，但也造成了全国性政策难以在地方执行和到位，地方政府事权、财权不对称等问题。目前的治理危机表现为，区域社会冲突全国化，市场化和一体化的经济和属地管理的体制冲突，所有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都集中于政府并伤害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政府应对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手段单一致使矛盾积累和激化，利益集团又“暗箱操作”进一步引发社会不满，缺乏全国性的体制和必要的平台以便让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矛盾得以释放和控制。中国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是经济转型。要实现以质量和效益为主的增长，实施结构性减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向民营企业开放国有垄断领域，发展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总之，目前的中国亟需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制度，以鼓励社会大多数人参与财富和创造和分配，鼓励创新；同时也需要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比如多元化的政治体系，实现社会利益的相对制衡。
随后由何增科研究员发表意见。他着重讨论了反腐败问题。他认为，未来十年，反腐败的问题将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因为目前的腐败基本上已经成为普遍的、大面积的腐败，并且已经形成贪污文化和潜规则。一方面，反腐败随之也出现了“法不责众”的状态，目前的反腐败是人治化的、选择性的（抓大放小）反腐败，法律成为了不被严格执行的软约束，因此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另一方面，反腐败已经成为“全民围观式”的防腐败，全民都在关注和监督。从理论上看，目前的结果是更具有掠夺性的政府和掠夺性的国家，从而整个国家面临着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所有神圣的东西都不再神圣了。他认为，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在字义上讲与福山所提到的现代政府三原则“强大国家、政府问责和法治”的基本思路一致的。但关键性的问题是社会建设，在强国家和强社会之间要有均衡配套的发展。没有强大的社会，问责制就是一个空中楼阁。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党回归政治领导的角色，厘清党和政府的职能划分，把领导和管理分开，政治与行政分开。
刚刚从国外访问归来赵树凯研究员首先报告了海外学者对十八大会的评价。他发现，海外对十八大常委人选的猜测一直变动不居，与十七大时的情形有极大的不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央高层存在着政治斗争，并且各种社会力量也深深的卷入进来；政治斗争的焦点在于目前中国所遇到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社会结构脆弱等各种危机。对于未来十年的观察，他认为面临着两个关键性的危机，一个是中央-地方矛盾，主要表现为中央对地方的人权、财权、事权的控制很严，干部任免有很多制度规定，但正是在这些制度出台后，反而出现了许多问题，地方认为中央在安排地方干部时往往打乱规则，中央自身的财政不透明，中央的腐败更严重。同样道理，在农村基层治理中，村委会的重要性超过了村党组织，这说明基层组织出现了一定的权威危机。第二大矛盾就是党政关系。现在党权太大，挤压政府的权力，很多实际管理工作都直接由党务系统来做了。最后他提出，决定中国发展的，并不仅仅是政治局那么几个人，而是几种社会力量的互动，因此需要更多的关注社会层面的行动，以及他们与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互动。
王长江教授接着发言。他认为今后十年最大的问题就是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中共的合法性基础一直在变化之中。在革命年代是打天下，因为中国确实是由于赢得了老百姓的支持才打败了国民党。在改革之前的执政时期，则主要通过意识形态建设，比如宣传中共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先进性，正确的决策能力和自我修正能力。而在改革以来，则主要依靠经济增长的绩效合法性。而后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似乎是在为应对必将到来的经济增长放缓寻找解释。然而，市场化改革带给人民追求自身利益的机会，人民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必然超越经济领域本身而上升到对政治利益的追求。因此中共目前需要构建基于民主的合法性。民主的基本含义就是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在权力的形成、行使和监督上，都建立有效的参与机制。没有民主参与的权力，必然受到质疑。他认为，新领导班子提出的八个作风，有两个可能的发展方向，一个是继续进行意识形态包装，另一个则是向着制度化民主的方向发展。民主建设方向，目前应该是在现有体制框架内寻找操作空间，在权力授权阶段推进党内民主竞争。他认为，中共必须引领民主建设潮流，否则将会被民主化浪潮淹没。
应星教授从韦伯对1895年德国社会状况的分析讲起，认为韦伯的分析对中国非常具有借鉴意义。中国的一些政治强人，如同德国当时的容克阶级，具有政治远见和发展国家经济的能力，但是他们压制民主进程。而目前中国的一些官僚，如同德国当年的政治市侩，没有政治远见，在政治问题只是做一些平衡动作，满足小康的生活需求。而在中国的社会底层，如同当时的德国一样，存在大量充满怨恨心理的社会底层阶级，对社会极其不满。他认为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国政治真正进入了一个常人政治时代，领导人缺乏政治担当，不敢面对政治问题，只是通过行政吸纳等行政化手段试图解决政治问题。在他关注的政治稳定问题研究上，他发现，群体性事件中无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越来越普遍，反映出社会越来越不稳定。但同时中国政治又没有发展到革命或动乱的地步。政府通过花钱买平安（经济赔偿手段）、掀盖子（罢免官员）、拔钉子（直接镇压）等三种手段，解决社会冲突。但目前政府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掌握过多资源，因而成为各种怨气最集中的地方。根本性的解决办法，还是应该畅通利益表达渠道，促进社会组织发育，强化法治，给予司法机构一定的自主担当空间。而在中央-地方关系上，由于地方政府的财权相对于中央减弱，或许会出现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与地方社会力量结成联盟，共同与中央政府博弈和谈判的现象，这其实会成为民主建设的新契机。
赵可金博士发言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世界发展经验的一部分，中国的成就其实是由于中国的做法符合国际发展潮流。从国际关系角度考察，目前有几个重大问题。首先是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第二是西亚和北非的动荡持续，引发全球性的社会抗议，并且国际经济通道可能由此转移到俄罗斯、中亚地区。第三是金砖四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持续上升。第四是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并打算在现有国际框架之外，另外打造新的国际经济、政治和价值观同盟。由此，中国面临的新问题，首先是国际压力加大，需要中国重新定位自己在国际上的位置。其次是国际、国内问题相互转化的速度加快。第三是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共因此更应该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和领导能力建设，使得政策环境更具有制度化、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最后发言的是景跃进教授。他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利益分化非常显著，观点也走向多元化，因此很难达成共识。他提出，要更关注中国政治过程的细致分析。比如中国的地方差异很大，各地发展模式都不一样。确实存在着在中央的宏观政策指导下，各地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中国的发展动力机制因此是高度多元的，各种社会力量都在其中进行激烈博弈。
整个研讨会期间，各位专家的插话和补充接连不断，也有相互的质疑和反驳，使得讨论话题不断走向深入。研讨会最后在热烈和愉快的讨论氛围中结束，但在会后的餐聚时，相关讨论仍在继续
（张汉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