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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7日下午，北京论坛（2014）政治学分论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国家与国家治理：中国与世界”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二会议室召开。论坛组织了四场讨论，与会中外学者就中外国家治理与国家—社会关系展开了深入的研讨。
 上半场的讨论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王浦劬教授主持。首先发言的是华盛顿大学米格代尔教授，他讨论了权威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从国别比较的视角出发，他提炼了四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模式：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模式、国家与社会的分层模式、社会取代国家进行治理的模式，以及由社会扮演监督国家角色的模式。米格代尔教授指出，上述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分类，未来需要人们更加深入地去理解“治理”。尤其在一些偏远的地区，他建议各界选择“自下而上”的视角来进行观察。治理不仅是一个能够测量的指标，而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服务的供给者和被供给者都会深刻地卷入其中。
 接着，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在《国家转型与现代政治：从中国把握中国政治》中讨论如何看待中国政治这一问题。他认为，目前对中国政治的理解已经成为一个困扰着诸多学者的问题。今天的中国政治离不开古典的政治和现代政治。古典的政治源于中国的传统；现代的政治在一定意义上来自西方，但是也最终源于中国。在这一基础上，中国国家转型的内在逻辑塑造了中国现代政治：中国现代政治创造了千年帝国的转型与现代化。林教授最后提出四点结论：首先，中国现代政治要素是外来的，但属于中国制造；其次，中国建构现代政治是从解决中国问题出发的，一是从大型国家整体现代化转型，二是全体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第三，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使中国现代化政治走上正轨；第四，理解中国现代政治关键在于把握中国现代国家建构面临的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式。
 随后，清华大学张小劲教授通过大数据和文献检索的方法讨论了“治理理论的中国式阐述”。首先，在现代的计算机搜索情况下，对篇名中含有“治理”的论文期刊数进行了文献分析，发现关于治理的研究增长持续了三十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产生了波动，而到2014年则体现出大幅度的增长。张教授指出，从二十世纪四十到六十年代，关于“治理”的研究主要与自然环境治理相关；进入八十年代之后，从早期的工业治理进入社会治理和经济治理；2000年之后，逐步出现了国家治理。因此，对“治理”主体的补充日益丰富。其次，治理领域中研究的话题日益宽泛，可以说呈现出一种“分散化”和“碎片化”的趋势。但是后来学界讨论的主题与政府文件的主题逐渐出现了同步的情况。尤其是，关于“治理”的组词显得非常复杂。目前，治理已经被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涵义，诸涵义之间也体现得日益聚拢。
 在提问环节，南开大学朱光磊教授认为，关于“治理”的研究出现“井喷”之前，学界所讨论的“治理”概念大都讲的是多中心意义上的治理；而在“井喷”之后，是否就变成了一种“管理式”的治理呢？对此，张小劲教授指出，在关于治理的研究“井喷”前后，学界对“治理”的研究仍然有共同点。在当前，实际上仍然存在着强调“共治”式的治理的声音，当然，学界也有相当大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关注国家的“在场性”。总体上，在中国语境中的“治理”实际上是一个“三江汇流”——即传统智慧、西方理论和执政党的理解相汇集的结果。
 下半场的讨论由南开大学朱光磊教授担任主持人。首先发言的是吉林大学周光辉教授，在《领土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题目下中讨论了领土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复杂关系。随后发言的北京大学燕继荣教授讨论了国家治理与现代化的关系。在他看来，基于国家治理的改革更强调国家的整体绩效和国家竞争力，是问题导向的。在这种框架下，需要考察现代化、国家治理和制度变革三者的关系。燕教授认为国家的发展需要两种力量：其一是国家能力，其二是国家权力要受到有效制约，即建立合理的国家治理方式。具体到中国，未来要加强中国国家治理的有效性，需要建立有效的公共权力体系；在空间和观念上均强调统一性；并且强调现代的指向。接着发言的韩国釜山国立大学Jin-Young Kim教授探讨了《北京共识与国家治理的任务》，她认为“北京共识”极具吸引力，并且“北京共识”显示出一个好政府所应该履行的职能。而“北京共识”能否称得上是一种“共识”，则取决于中国政府实施改革的效果成功与否。南开大学朱光磊教授指出，中国治理面临的最大难题可以称为是“两化叠加”，即现代化和后现代化需要在近乎一个历史时段内完成。“两化叠加”的原因在于：其一，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其二，民众的期待很高；其三，外部经济全球化的引力。“两化叠加”导致的治理难题包括：社会共识很难达成；政府发展理念上的错位；不利于正确认识当前社会发展阶段方面空间上的差距。那么如何来应对“两化叠加”的双重压力？第一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其次需要突出服务型政府建设；第三是建设有为政府；第四，支持社会结构的必要分化；第五，调整国家的政治话语体系。
 学者们普遍认为国家治理是中国在面对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任务和重大转变。国家治理具有丰富的学术内涵，包括领土问题、政府管理和核心价值观构建等等。如何在国家治理的框架下进行国内外经验的总结和历史与现实的反思，是可以进一步扩展和思考的学术领域。
 在11月8日上午的讨论中，与会学者深入讨论了国际视野下和基层场域中的治理问题。日本政治研究院百鸟令教授做了题为《作为国家的发展模式转型》的发言；韩国首尔大学赵英男教授以普法活动为例，讨论了中国如何启动法律政策的作用。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的邓大才教授则讨论了中国基层社会中产权单位与治理单位的关系。巴基斯坦前国家银行行长伊思哈特·侯赛因先生讨论了治理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马仁燮教授在《亚洲的优质民主探索：理论、评估指标与类型》试图对什么是优质民主，民主的质量如何被评估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北京大学的徐湘林教授在《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中国的政治改革与政策选择》中指出，国家治理的结构是核心价值体系、政治互动机制、权威决策体系、行政执行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经济发展体系六个要素之间的有机互动。加州伯克利大学Mark Bevir教授做了题为《新治理：层级、市场与网络，1979—2010》的报告。Bevir教授提出，“治理”需要人们更多地观察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是怎样互动的。“治理”包含两个重要议题：其一，政治体制如何管理资源；第二，如何向社会交付服务。 下午的第三场讨论共有五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就国家治理及人力资源论题进行了演讲。其中，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胡伟教授和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彭向刚教授就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与公共领导力发表了精彩的演说。来自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肖鸣政教授就如何评价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一全新的想法引起了与会者的激烈讨论。来自美国密歇根大学的Lawrence S. Root教授讨论了以实习作为教育工具，如何避免权力侵害与维持教育目标。他的演讲生动活泼，以不同国家的案例解释了这一问题在不同国家中的情况。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赖德胜教授就人力资源的配置与创新如何在深化改革，推动发展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给出了独到的见解。
 11月9日上午，北京论坛（2014）政治学分论坛举行了最后一节的讨论。首先，北京大学王浦劬教授做了题为《中国公共政策扩散的模式与机制分析》的发言。王教授的发言主要探讨了中国的公共政策扩散有哪些基本模式，中国的公共政策扩散的机制是什么，以及如何评估这些不同机制这三层问题。王教授指出，中国政府公共政策扩散活动主要呈现为自上而下的层级扩散模式、自下而上的采纳和推广模式、区域间和部门间扩散模式，以及政策领先地向政策跟进地扩散模式这四种模式。中国公共政策扩散过程中存在五种主要机制：学习机制、竞争机制、模仿机制、行政指令机制和社会建构机制。在政策扩散现象分析中，地方政府是政策扩散的主要主体，也是中国国家治理和发展的主导力量。社会建构机制会不断扩散、学习和模仿机制会出现内容上的差异，而竞争和行政指令机制范围会强化但范围缩小。中国行政管理学会高小平研究员探讨了晚清治理体系的变革。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Brooke Wilmsen研究员讨论了当前中国农村中的土地改革和土地征用风险。
 随后，北京论坛（2014）政治学分论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国家与国家治理：中国与世界”圆满落下帷幕。
（郭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