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档案]
1924——
祖籍河北南皮
1948届清华政治学系本科毕业生
为学：救国需从革新政治始
张遵修，河北南皮人，1924年生于天津。其曾祖父张之？与张之洞是亲兄弟。其父张厚璜家传厚重，自幼接受传统教育，擅长琴棋书画，曾著有《中西乐律汇通论略》、《沟通中西乐律正误》；后受洋务运动影响，自学自然科学，曾在北平卢沟桥永定河河务局任职，是当时河务局唯一的技术人员。其母亦出身书香门第，外祖父曾官至贵州提学使，是省级最高教育行政长官。
出生于这样的家庭，知书达理、文章传世自是全家遵从的守则。自幼在父母的身边，张遵修得到了很好的学前教育，5岁时便能认得500多个汉字。1929年，5岁的张遵修考入北平师范大学第二附小，在这里受到了更全面的初等教育。“不仅学到了文化，而且学到了文明”。直至现在，张遵修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参加全校周会时，老师要求不许讲话、不许咳嗽，开会时只听到台上报告，台下七百多个小学生鸦雀无声。而小学一年级开设的“说话课”，也为她提供了难得的基础训练，也许，张遵修后来在大学读书期间所获得的英文讲演比赛第一名，即应当归功与此。直到晚年，张遵修仍然十分想念小学的老师，认为他们所给予的做人的教育对其影响至深且巨。
1935年，张遵修小学毕业。同时考上了北平师范大学女附中和北平女二中。她最终选择了师大女附中。读书期间，她最喜欢的是数学课，自认那就是一种思维游戏，因而沉浸在其中而感到乐趣无穷。这也许同样出于家传——张遵修的父亲、姐姐以及不少亲属，学的都是工科；姐姐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读数理系，抗日军兴后转入南迁重庆的复旦大学读土木系。耳濡目染之下，此时的张遵修便有了工业救国的思想，意图学习工科以报效国家。
但随后发生的国事巨变使这一抱负殊难实现。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占据北平，父亲张厚璜蓄须明志，不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担任公职而隐居在家；姐姐则历尽千难万险离开北平，跑到重庆去读书。张遵修自己刚刚在师大女附中初二学业，准备升入初三；但临近开学时却得知，作为公立学校，师大女附中已有日本教官进驻，她无论如何也不愿回到有日本人监管的学校里读书。在父亲的支持下，张遵修休学在家，由父亲教授其数学和古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逐渐认为，女儿的教育、特别未来的更高层次的教育，仍需靠正规学校来解决。因此，父亲便将其送到还没有进驻日本教官的教会学校——贝满女中——就读。这是一所名满北平的学校，素以功课严、校风正著称。时隔三年，张遵修又回到了学校的集体生活之中，她感到了一种无法言表的舒畅和快乐。尽管时局依然险恶，但在贝满女中的校园里却是另一种景象：“敬业乐群”的校规校训，中西贯通的基础课程，兢兢业业的授课教师，周祥得体的教学方法，都让张遵修受益匪浅。多年以后，她仍然对贝满女中还有感恩之情，以80岁之高龄仍积极参与贝满女中的校友会活动，撰写追忆文字，意在向后人复原贝满女中学校旧貌。
也就在这一时期，张遵修的择业志向发生了变化。家中至亲好友不愿做汉奸而不得不失业在家的境况，让她认识到工业救国是有条件的，要实现这一理想是有前提的；同时，父辈的教诲、学校的教育和同伴的议论，也让她领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绝非空谈，让她理解践行这句名言还必须有所准备。沦陷区人民的艰难生活和期盼抗战胜利的焦灼心情，使张遵修感到，政治昌明，社会清正，才能使国家强盛，不致外敌侵侮，才能在危机中挽狂澜于既倒，取得抗战胜利。广泛的阅读更使她信服，政治必修从孙中山所提出的政治概念来理解，“政治乃管理国家众人之事”，众人的参与方可使政府管理得到改善，进而使国家走上强盛之路。私下里，张遵修开始暗下决心，日后以学习政治学为志向，完成知识准备，实现“政治救国”的理想。
1943年夏天，张遵修从贝满女中毕业。因父母年老体衰，不能离开北平，而沦陷区的生活日益艰难，她不得不暂留北平。在这种情况下，张遵修考取了沦陷区的北平大学英语系，希望首先学好外语，留待以后再学政治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共同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的清华北大尚未回迁，伪北平大学奉教育部令解散，原文理法农工医六个学院共同组成了“北平临时大学”。张遵修不得不继续等待下去。在这个临时大学，张遵修转入政治系读了一年。1946年8月，西南联合大学回迁，清华大学复员到北平，10月10日在清华园正式开学。根据规定，在北平临时大学期末考试及格者，可转学到清华、北大、南开继续就读。张遵修凭着自己的优秀课业成绩和早就择定的专业，顺利地作为三年级插班生进入了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学习。
此时的清华大学，学科院系又有所发展，扩大到五个学院26个学系；其中政治学系与社会学系、经济学系与新建的法律系共同组成为法学院。政治学系有本科生66人，此后三年又陆续招收45人，因而始终维持在近60的规模。原本答应回北平任教的许多教员，由于各种原因，几乎都没有到职。其中，曾为清华黄金十年发展之中流砥柱的若干位教授因局势变化而放弃了回校任教的计划，王化成和陈之迈因在外交部任职而被派驻国外，浦薛凤出任战后救济总署副署长并转台湾省府秘书长，萧公权则因为清华未能满足其任职条件而改任国立政治大学教授；新聘的林侔圣教授因参与联合国的创建而留在纽约未归，甘介侯短期任教之后忙于政治活动而放弃教职；甚至连时任系主任的张奚若也参与政治活动和搬家延迁而未能履行系主任的职责。此时，支撑着清华政治学系教学的，只有教授邵循恪和助教端木正，还有从北京大学聘来暂代若干课程的吴恩裕、崔书琴和邸维周等人；后来，清华终于聘回了已任教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的清华学子曾炳钧。经由曾炳钧的努力，已任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的清华学弟王铁崖开始兼代清华政治学系的课程，刚刚在伦敦政治经济大学完成学业的陈体强回到清华，杜汝楫晋职讲师而承担更多的教务。清华政治学系终于步入正轨。而张遵修进入清华的那个时候，著名教授陈岱孙不仅担任清华法学院院长职务，还兼任经济学系主任和代理政治学系主任。张遵修选修了陈岱孙主讲的《经济学》。据她回忆，陈先生主讲此课已有多年，讲课没有讲义，但讲授内容深入浅出，条理清晰；每堂课就某一经济学问题完成讲解之后，陈先生便会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一次授课所需阅读的参考书目和具体页数。张遵修在陈先生的教学方法引导下，深切地体会到在读书中要提出问题、思考问题。从这时起，她才知道什么叫做学问，怎样去学习。
后来，张遵修又专修了政治学系著名教授张奚若先生主讲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课程；在课堂上，她真正领略了政治思想史的无穷魅力——坐在安静的教室里却仿佛在聆听思想大师们睿智的言说，是在同历史先哲们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课余，她还经常和同学们一起与张奚若先生讨论学术问题，议论国家大事和时局变迁，她从这位深具批判精神的左翼知识分子身上学到了独立思考和理性批判，她所得到的教诲不仅有知识上的增益，更有精神上的升华。而清华大师们的自由思想的风格更是让张遵修难以忘却，她曾经专门跑去旁听文学院陈寅恪先生的课程。陈先生独到的学术创见、对于历史考证的深切关注，都曾给张遵修以极大的启发。清华园里那方有陈先生撰写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名言，张遵修也铭记在心。
张遵修在清华园里如鱼得水般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沦陷区屈辱的遭遇使她格外珍惜学习政治学的机会和环境。“知识必不负我，我亦必不负知识”，已经深深地铭印在张遵修的脑海里，因此她对读书非常认真，对课业异常严肃，以致每次学校在公告栏里公布考试成绩时，张遵修常常是该课程的第一。
说来有意思的是，偶尔也有几门选修课的考试结果，张遵修会排名第二，而位居前面的学生，是一位名叫赵明杰的男生。他当时也是清华政治系的学生，比张遵修高一级。尽管赵明杰知道这个有时会选修同一门课程而排名在自己姓名旁边的女生，却从未深交。但事情很快便发生了变化。张遵修当时选修了《比较政府》课程，期末考试是提供一篇论文。张遵修以《民享抑或民治》(For the people or by the people)为题，根据各国的政府变迁与政治理论的论说，精心写作了一篇论辩和阐述普世价值观点的英文论文交了上去；论文论证充分，说理周祥，引证规范，有二十多个脚注；任课的教师阅读后大加赞赏，对当时任课助教杜汝楫说，这篇论文在剑桥大学也会属于优秀论文。杜汝楫于1946年从西南联大政治学系毕业，因成绩优秀而留在系里任助教；他比赵明杰高一级，在西南联大时已经成为好友。于是，在听到教师的评语后，杜汝楫又向赵明杰谈起了三年级女生张遵修的这篇论文。赵明杰不仅找来张遵修这篇论文认真阅读，而且由衷地感到钦佩，心生爱慕之情，开始追求这位才华突出的女生。在张遵修这边，赵明杰的名字早已听在耳中，为人风范也看在眼中。于是，共鸣的言语、共同的爱好和追求让这两位政治学系的同学走到了一起；一段因学而生、因文而成的浪漫姻缘由此展开。
为人：诚信须在政治运动中突显
1949年后的中国，有过不少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更多的却是一波接着一波的政治运动。面对着这些政治运动，张遵修在清华大学学到的政治学知识几乎没有什么用处，然而，从小接受的家教，学校里老师的身教，专业知识所转化的为人原则，使得张遵修始终能够坚守正直诚信，尽管与当时的政治运动不无扞格抵触之处。
1948年6月，张遵修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毕业，经由贝满女中历史科老师的介绍，到崇慈女中教英文。此前，男友赵明杰已于1947年6月毕业，由清华师友推荐，去了天津《大公报》社任国际版编辑。1926年由胡政之、张季鸾、吴鼎昌接办的《大公报》，是民国时期新闻舆论界的一座丰碑，它以文人论政著称，1941年是还被授予新闻领域里有很高声望的“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抗战胜利后，《大公报》新任总管理处在上海，天津版、上海版、香港版先后复刊，重庆版继续出版。赵明杰以卓越的工作能力很快便在报社获得好评，成为报社骨干。在这种情况下，张遵修于1948年底辞掉中学教师职，于1949年初与赵明杰结婚，也去了天津《大公报》做新闻工作。她与赵明杰一起成为《大公报》记者群中的一对有名的伉俪。同时，父母也随其搬到天津居住。
1949年2月，《大公报》天津版改名《进步日报》。尽管最初十分想去资料室，但在报社的要求和安排下，张遵修担任了文教组记者。1953年，上海《大公报》北迁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成立北京《大公报》，但暂在天津出版；1956年，《大公报》迁至北京新馆，主要报导财政经济和国际问题。张遵修再度回到北京，先后在北京《大公报》的记者部、副刊部工作。这段记者生涯让张遵修学到不少东西，按照她自己的话说，学会了三样本领：文字功夫、与人的谈话沟通能力，以及玩命式的工作。然而，张遵修仍对这时的工作有几许遗憾。因为有过很多失去真实的报道，而记者也不能自主决定写作。
她说，新华社记者戴煌曾经说过一句话：记者应当有自己的真实。但那时却有很多失去真实的报道，对于很多不该报道的却得到了报道。
在北京工作没多久，反右运动就开始了。在反右期间，张遵修曾有过“出格”之举：当时有积极分子要求她签名以揭露他人所谓的“问题”，张拒绝了；同事被定为右派，张受其所托每个月为同事之母寄送钱款；老同事萧凤被划为右派，批判会中间休息，张打冷水为其冷敷。这些行为在当时无疑是大逆不道之举，极有可能被人抓住把柄。张遵修果然也因此受到了批评，但幸运的是，她并没有被划成“右派”。张遵修自己也多少感到奇怪。私下猜度，一则大概是因为组织上认为她是个“中间偏右”，按照官定的“标杆”，尚没有成为真正的“右派”；二则可能因为赵明杰当时是《大公报》的业务骨干，将其夫人划成“右派”有投鼠忌器的一面；三则也可能领导决定张遵修还是一个可用之人。总之，多方面的原因使张遵修躲过一劫。
尽管此后张遵修在业务上更加谨慎，但另一更大的政治浪潮仍将她打翻在地。此前，张遵修在业务活动中结识了全国供销总社的教育司司长吴平，后者极为赏识张的才干。1965年时，吴平通过组织将张借调到山西太谷供销合作社的“四清工作队”，担任自己的文字秘书。但在太谷小城未过多久，张遵修突然被传回京。此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爆发，《大公报》也于1966年9月被勒令停刊，全社职工都被集中到北京市委党校继续参加运动.
面对造反派的揪斗，革命老干部出身的报社总编辑常芝青，历经过1949年前后的各式政治运动，深知政治运动的厉害之处，便说《大公报》社“有黑点，没黑线”，试图保护大家。这“黑点”就是胡邦定。胡邦定是当时北京市副市长范瑾的妹夫，而北京市委是文革批判对象。胡邦定1947年毕业于北大，与赵明杰同时进入大公报社，两人是好朋友。造反派要赵明杰揭发胡邦定，但胡邦定无可揭发，且赵明杰不会出卖良心编造，于是造反派非常愤怒，便从山西揪回赵明杰夫人张遵修，进行批斗。批斗中，造反派问张遵修，赵明杰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张遵修不假思索地答称：他是个大好人！张遵修不仅顶住压力拒绝揭发赵明杰，而且，在要求交代自己的“黑思想”时，她竟直白地说，“江青像杨贵妃！”。这些言论当然使她遭到更激烈的批斗和更剧烈的迫害。但在张遵修和她丈夫看来，尽管在这个荒谬的时代，个人的力量无法抵御和扭转局势，但身为知识分子，所能做到的就是不容自己的心灵受到污染，决不去说违心的话，不做伤害朋友的事。这是为人诚信的底限，决不容任何妥协。
这样做的后果，他们也坦然接受了。1971年，张遵修被定成“右派分子”，赵明杰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他们双双被下放到北京通县小海子大队参加农业劳动。小海子大队当时有通县“大寨”之称，割稻子时早上四点出工，晚上十一点收工。面对繁重的体力劳动，张遵修与赵明杰两位年近五十的文弱书生很快就无法承受了。幸运的是，他们遇上了一个好人，当时的中共大队书记张连泽。他了解张赵夫妇的情况，就给他们每周半天的学习时间，并说他们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接着，张赵二人又被分配到劳动强度很低的果园。张连泽本来已是行政17级的公社委员，因拒绝承认可以亩产万斤，辞去公职，回乡种地，当选为支部书记。张遵修对这位书记一直心存敬佩与感激。
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时常会觉得自己像是在无可奈何地等待历史的判决，而历史却又像一个捉摸不透的上帝在随意掷骰子般地决定最后的判决。1972年，领导《大公报》“文革”运动的军宣队突然找到张遵修，告诉她说她不是右派分子。这个消息让张遵修感到迷惑不解，是摘右派帽子吗？赵明杰说，不是，你不是右派分子，你没有问题了！似乎，张遵修的政治问题已经解决了，她从此也可以舒一口气了。但常年的政治运动早已让她身心疲惫。1974年，张遵修分配到通县教育局工作，她因病未去。两年后，赵明杰也回城工作，被分配到北京市石油公司宣传科当科员，堪称英雄无用武之地。后来经朋友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将他调入近代史所，书生气十足的赵明杰当然是如鱼得水。在近代史所，他参与了《帝国主义侵华史》的写作，提出《日本侵华七十年》选题并参与撰著。1983年，《经济日报》成立，报社编辑部吸收了原来大公报社的业务骨干，但缺乏写评论的人员。因赵明杰一向写评论，报社党组便向近代史所求调。尽管赵明杰热爱学术研究，但无法抗拒组织决定，又到了报社。而张遵修不愿再从事新闻工作。
为文：启蒙须自百科全书始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华民族是一次新的解放，对于张遵修则是一次新的启航。这一次，张遵修终于找到了当年在清华苦学的知识用于事业的大好机会；尽管最初的开端并非那么顺利，其后的发展又那么艰辛，但张遵修却享受着痛苦，经受了磨难，终于成就了堪称不朽的伟业。
时年54岁的张遵修，终于摆脱了文革留下的阴影，极想从事真正喜爱的文字工作。朋友介绍她到北京出版社工作，尽管心里没有什么底，她还是去和出版社联系了。但就在此时，她听到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成立，正在广揽人才的消息。说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就必须提到姜椿芳。姜椿芳是文化界前辈，著名翻译家，1949年后曾任上海俄文学校校长、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文革期间受到迫害，在监狱里被关七年之久。姜先生在监狱里就认为文革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上面发动错误，而老百姓狂热拥护，说明中国长期帝王统治，造就了人民对权力的服从，必须在中国开展启蒙运动。百科全书能够发挥一定的启蒙作业，他就下决心如果能活着出狱的话，一定要编《百科全书》。改革开放后，姜椿芳奔走呼吁，游说各方。历经各种困难，他的主张最终得到批准。为此，专门成立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早在清华熟读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张遵修，当然知道法国启蒙运动就是始于百科全书的编纂；而在此时此刻的中国，编纂百科全书不仅是思想上知识上“拨乱反正”的极度必需，而且是人事上组织上汇聚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宝贵机会。得知这一消息的张遵修，高兴极了，马上找到《大公报》时的老同事、老朋友高汾。高汾介绍她去找阎明复。阎明复后来成为胡耀邦书记的核心班底、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长。阎明复当时刚刚洗清掉“中南海秘密录音”的罪名从秦城监狱出来，正在协助姜椿芳创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张遵修见到阎明复就说，想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做一些简单的文字工作或翻译工作。阎明复爽快地答应了张的请求，要她回去等通知。但却没料到好事多磨，到百科全书出版社并非易事。按照张遵修的行政级别，进百科全书出版社需要得到国家新闻出版局的批准，但当时北京出版社已经将张遵修的人事档案调入社内，不愿轻易放人。心急如焚的张遵修，一方面请求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派工作任务，不要任何报酬，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积极同北京出版社商量沟通。功夫不负有心人，1978年11月底，张遵修终于如愿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去了这个无论对她本人还是对她的新同事而言都是一切必须从零开始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方，张遵修自认为开始了新的学习，在学中干，在干中学。进社未久，张遵修听到了姜椿芳的一次讲话。在出版社动员众多学者参与编写百科全书的会议上，姜椿芳向大家说，文革的时候，欧洲的圣马力诺这个小国，人口不过万余，却送给我们一套他们自己编的百科全书，但中国却没有百科全书回赠，只是赠给他们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在联合国里，有各国赠送的百科全书，却唯独没有出自中国的百科全书！此时的张遵修领悟了编纂百科全书的又一层意义：百科全书不仅是知识，不仅是启蒙，还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实力，标志着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瑰宝中的贡献。参与编纂百科全书，无疑就是书生报国的正途！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按学科分卷，张遵修进社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为考古学卷提供外国考古资料。她用了三个月时间编译出一本参考资料，完成了任务。刚刚完成任务，1979年3月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考古学和法学规划会议，张友渔老前辈安排她前往参加。张友渔诞生于1899年，是一位老法学家，曾任大学法学教授、新华日报社社长、一些地区党政领导。1966年正在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时“文革”爆发，北京市是批判的重点，张老自然在劫难逃，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成立时还没有为张老落实政策。所以他老人家应姜椿芳的约请，临时到出版社，领导社会科学方面的编辑工作。张友渔安排张遵修参加考古学和法学规划会议，意味着按学科分卷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一版的考古学卷和法学卷的编辑工作开始起步。
从规划会议回来，总编辑姜椿芳安排张遵修先编考古学卷。她联系考古学界，成立了由考古学家夏鼎领导的考古学编委会，确定了分支学科的划分，并拟出选条框架。她同时还与法学界保持联系，9月份参加了法学编委筹备组讨论选条一稿的会议。会后归来，姜椿芳找到她笑着说：《全书》第一卷出版的是天文学卷，空间上离我们那么遥远，如果再出一卷考古，时间上又离我们那么遥远；还是要密切联系现实吧，让她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法学。于是张遵修把考古学卷工作移交给刚刚进社的北大考古学硕士胡人瑞。
编法学卷具有相当的难度。因为之前经历了“无法无天”的法律虚无年代，许多法学家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被迫脱离法学教研岗位，流散四方。幸而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纷纷归队，却又大忙。当时法学百废待兴，大专院校要恢复或新建法律系，许多干部需要接受法学培训，许多报刊要发表普法文章，一些重要法律需要制定，这些都是法学家的任务。就是在百忙中，法学家参与编撰百科全书的法学卷。他们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专制统治的亲历者，渴望国家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认为编辑法学卷有利于此，积极热情投入工作，感人事例不胜枚举。张遵修只有尽力解决学者们写作过程中的困难，当好后勤。缺乏外国法学书籍，她就帮武汉大学、上海法学所复印北大有而他们需要的书籍，并且通过与有关编委的联系，促使司法部教育司拨款，进口了三十余年没有进口的国外法学书刊，因为她遵从张友渔的指示，在编百科全书的过程中要促进学术发展的繁荣。
许多位法学编委都是她的师长辈，她敬主编们犹如敬当年的师长，但她有独立的编辑思想。中国法制史主编陈盛清选编的中国法制史条目都属于刑法的范畴，张遵修则认为，中国古代法有“诸法合体，刑民不分”之说，诸法就不只是刑法，刑民不分就有民事诉讼和民事法律，希望陈盛清扩大选条范围，而陈盛清坚持中国法制史就是中国刑法史。张遵修认为这是他的学术观点，是他的一家之见，不能作为百科全书的选条标准。双方意见发生分歧。在1982年由编委会副主任潘念之主持的编委审稿会上，张遵修和陈盛清对此展开激烈争辩。潘老聆听双方意见，拍板决定依编辑部要求扩大中国法制史的内涵。陈盛清表示自己力不胜任，潘老就安排编委吴建璠完成这项工作。吴建璠当时担任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接受任务后，他就住进法学编辑组办公的招待所，一住三个月，与法学卷另一责任编辑唐飞霄，共同再约请法学家研究讨论，增收选条，组稿、审稿、改稿、定稿。《法学》卷出版后，中国法制史一共包括历代法规、行政法、刑法、民法、经济法、诉讼法、法治人物和法治著作等八个板块，纪清漪等一些老法学家对此表示满意。
在编写法学卷的过程中，张遵修对编辑工作也逐渐有了自己理解。她认为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一般分成五个阶段：即选题、组稿、案头工作包括文字加工、资料核实、名词统一、配图考虑，编后前期为付排与出版部门的合作，编后后期为出书后为作者服务、与学术界继续保持联系、宣传、听取读者意见，为再版做准备。她强调每一个步骤都不容忽视，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认真对待。比如，文字加工要求编辑有很强的改稿能力，由于原作者文稿超长，张遵修往往“熟读原文，吸取精髓，酝酿大百科全书文体，铺开稿纸，另行抄改”，然后再送交原作者复审；读者来信提出意见，张遵修都会一一答复。曾有一位读者来信说法学卷中“内国法”这一提法是否为错，张先生就回信说，“内国法”没有错，“国内法”和“国际法”相对而言，“内国法”与“外国法”相对而言。在涉外民事诉讼中，依国际私法规定该案件适用法院地法，就是适用内国法。
对于张遵修来说，更让她感动的是法学家们对编写法学卷的热情和尽责。她后来说，法学卷的编写工作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法学荒废多年，许多法学家曾被划为“右派”脱离法学教研岗位；第二，法学百废待兴，法学家们事务繁忙；第三，法学家都有爱国之心，对民主法治有迫切要求。当组织这些法学家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时候，他们纷纷拿出十二分的劲头来，力争写出最好的百科条目。编委会副主任潘念之要求各个分支学科要成立编写组，每个学科的稿件要编写组集体把关，全书出版之前要开三个月的会，集体审阅全卷的稿子；很多法学家在学校教书，所以只有利用暑假开了两个月的会；但这两个月的会议没有任何报酬，只是提供开会地点、提供食宿。此事放在现在根本不可想象。张遵修也因此把编辑法学卷当做一项极富意义的工作。她不仅在其中与法学家们共同打造理想，而且还从这些法学家身上学到了为学和为人的道理。对此，她后来曾说：“对我来说，编书的5年也就是学习的5年”，“编写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一生难忘！”。法学卷编委和作者中有相当一批清华或曾经执教清华的名师大家，例如钱端升、王铁崖、陈体强等等，张遵修作为清华政治学系的毕业生，与大师们不仅有着专业上的共鸣，更有着学缘上的共通，因而沟通起来又有更多的共同话题。
日本的一个法学家曾经说过，如果按照学科分卷，中国人根本编不出来百科全书法学卷。这是一个出身于中国引进现代法政教育的源头，又曾目睹过中国在文革期间根除政法的学者并非完全无稽的评断，但中国政法学者们续绝赓续的能力与意愿，绝非他人可以想见。由200多位法学界专家、学者参加编辑，由21个分支学科组成，有1073个条目、428幅插图、236万字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终于在1984年9月正式出版。一经出版，便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其用途之广泛，用户之众多，无可胜数；它既是备考研究生的必读书，又是普及法律知识的工具书，既是高校法律系的教科书，又是法官律师的案头必备参考书。有法学家甚至说，在拨乱反正之后，中国的法学研究就是从这卷百科全书开始的。
张遵修以编纂百科全书达到启蒙开智、汇聚大师的目的，通过多年的努力，无疑已经圆满实现了。其实还不止于此。正是在法学卷的编纂过程中，以张友渔、钱端升领衔的一批法学家又提议恢复1950年代以后被取缔的政治学。就是在法学卷尚未完成之际，政治学也终于得到恢复。张遵修不仅见证了这一关键事件的发生，而且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此做出了贡献。对于法政两门学科而言，尽管张遵修的角色并不为外界所知，但在知情者看来，她的关键作用却是无可替代的。
法学卷编完之后，张遵修在大百科全书继续做编审工作。作为出版社编委，她完成了对世界经济和中国历史两个学科卷书稿的终审，之后又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顾问，还参加了《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译本的一些编译工作。从1978年进入百科全书出版社，张遵修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虽然早已到了退休年龄，她却一直工作到80岁。1999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修订版开始，她依然参与其事。甚至在退休之后，张遵修还关心着法学卷的修订工作。读者陈中绳在2003年第5期的《辞书研究》上发文指出《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一个条目错误。张遵修即在《辞书研究》2005年第4期上著文《欢迎批评》，指出“批评是宝贵的，应当热烈欢迎”。作为知识分子，张遵修直至现在仍头脑清晰，笔耕不辍。
现在的张遵修知足常乐，子女生活安定，大女儿在中学教书，小女儿在大学执教，儿子是报社编辑，孙辈读完硕博学位在搞专业工作。1989年，牵手四十载的老伴赵明杰去世，张遵修坚持一人独自居住，并坚持精神、经济、生活三独立。今年已93岁高龄的张遵修，生活作息规律，仍然读书写作，思维依旧敏捷；仍然关心国家，关心社会；为求环保，她甚至在每次外出吃饭时都自备筷子。
当然，年事已高的张遵修不曾淡忘清华政治学系的教育和培养。在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之际，老人也特地赶来参加盛典。而坐在刚刚建成的新清华学堂里，张遵修肯定会心生诧异：六十多年前，她毕业于清华政治学系，但未过三年，政治学科不复存在，政治学系遭到取缔，政治学教师星云四散；她几乎成为清华政治学系最后的毕业生之一，又确实是曾经政治学大师们亲炙的关门弟子之一。时隔三十年，她又借风借势，用心用力，再度将那些历经劫波而硕果仅存的大师们聚集在一起，编成了篇帧浩繁的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启动了复建政治学科的进程。再过三十年，清华法学院阵容齐整，规模宏大，而清华政治学系再度名列清华56个教学科系之一，成为其中最后完成重组的一个。冥冥之中，似乎早有安排，要她来担当这份特殊的责任，要她来见证曲折的历史进程。她的眼前，不停地晃过那些曾经朝夕相处耳提面命、于今却已走入校史的大师们的音容笑貌。她的手中，又似乎还握着同学兼夫君赵明杰自清华园牵起的双手。而扪心自问，张遵修更是毫无愧色。清华政治学前辈张奚若早有“读书报国”的教诲；而在当年聆听过张先生授课的清华学生中，模范践行张奚若先生这一志向的，张遵修无疑是当之无愧的一个。
参考资料
作者与张遵修的访谈记录，2011年6月26日。2017年补充修改。
张遵修：《抄书不如编书》，朱铁志主编：《名人和书的故事》，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张遵修：《百科精神》，《中国百科事业25年纪念集》编委会编：《中国百科事业25年纪念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
张遵修：《欢迎批评》，载《辞书研究》2005年第4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石磊、邱国栋、张遵修：《姜老永远同我们在一起——悼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顾问、原总编辑姜椿芳同志》，载《百科知识》，1988年第4期。
张宝林：《各具生花笔一枝：高集与高汾》，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刘爽：《中国法学家的精彩亮相》，载《法律与生活》，2004年第11期。
《拓荒与飞跃：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委会编：《拓荒与飞跃：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
《中国百科全书之父——一切为了启蒙》，中共中央编译局，2012年。
《我们怀念这样的总编辑》，中共中央编译局，2012年。
《法学卷编辑记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内部读本）
《法学家变法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待出版
（李春峰 张小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