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先后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印度班加罗尔公共事务中心、德国图宾根大学大中华研究中心、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东亚研究系等担任访问研究员，您认为这些地方在学术研究方面有何特点？对您的学术研究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我在自己学术生涯的不同时期，驻访过这些机构，而且访问的时间长短不同，因此，对于这些机构了解的程度，也有所差异。我是在新世纪前后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访问学者的，先后有两次较长时间，后来也有短期访问。我的博士论文是在那里开始写作，也是在那里完成出版前的修改的，因此肯尼迪政府学院对我来说，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如果用一句话来形成它，就是“在这个小院子里，你可以看到许多国家未来的政治家”，这里吸引、延揽了许多国家有志于从政的青年人。这既因为美国的政治吸引力，也因为哈佛的学术号召力。我在那里访问期间，听过包括克林顿总统、罗伯特·达尔、阿玛蒂亚·森、帕特南等在内的许多政治家、知名学者的讲座，同时借助哈佛各个学院的“午餐讲座”，旁听了许多自己感兴趣的讲座，也解决了免费午餐问题。现在，每当进入深秋的时候，我都不时回想起，自己在缤纷的落叶中穿过哈佛校园，到费正清中心旧图书馆修改自己论文的场景。在这里，我结识了包括托尼·赛奇教授、傅士卓教授、南希女士等多个朋友，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从另一个视角看中国的方式。

印度班加罗尔的公共事务中心（Public Affairs Center）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是由一个从世界银行退休的印度资深官员创建的，规模不大，业务比较单一，主要是推动印度的政务公开，开发了多个评估工具，在印度多个邦开展了项目。我是通过亚洲基金会的“亚洲人看亚洲”项目资助成行的。我在那里除了开展自己关于印度潘查亚特制度（类似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研究外，还参加了他们的研讨和调研。自己也在印度旅行了近一个月。这次持续半年的访学，加深了我对印度的认识，尤其是对于印度与中国的异同有了更为深刻的体认。

在德国和奥地利的访学，时间都比较短，但由于接待方是欧洲最出色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学者，也是我长期的合作伙伴，且访问的目的是推进合作项目，所以交流更为深入，使得我对于欧洲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状况也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由于这两个国家的铁路很发达，所以我也借机访问了许多城市，对当地风土人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古语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美国比较政治学者李普塞特曾说，只有在比较中才能了解本国政治。在我看来，通过到这些机构访学，不仅认识和了解了另一种文化、另一种制度、另一种生活，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不同的镜像也更深入地了解了自己的国家。因此，对我来说，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找到其“特色”才是研究的开始，发现中国政治与其他国家政治的“相似”与“相同”，进而理解人类政治生活的原则和规律，才是研究的真正目的。

您长期从事“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近年来我国围绕“治理现代化”也进行了大量探索与实践，那么您认为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当代中国政治”这一研究领域应当关注哪些重点问题？

我一直认为，“当代中国政治”应该成为中国政治学最核心的内容，这不仅因为所有的研究者都生活在“当代”，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主体，直接或间接参与着政治的发展、变革和建构。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正在经历着多层次多维度复杂、剧烈和深刻的变革，不仅在人类政治发展史上具有唯一性，而且具有检验既有各种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复合性。作为研究对象，中国政治既是采掘不尽的富矿，又是曲折多变的冒险旅程，蕴含着诸多值得长期研究的恒定问题，不断涌现出许多值得密切关注的新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中国政治运行中出现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要在纷繁复杂的当代中国政治图景中寻找值得研究的问题，不妨使用“时空坐标-理论目标-研究路径”的三维标尺来框定。

“时空坐标”解决的是问题的时空边界问题，即从当代中国的哪个时间段、哪个区域、层级或领域来寻找问题。在时间上，从1949年开始算起的当代中国政治，不到百年的历史，但有着多个重要时间节点来细分。在空间上，既可以通过地域，也可以通过行政层级，也可以按照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来明确问题的来源或分布。

“理论目标”解决的是研究的旨趣问题，即选定问题后，究竟是以之来检验现有理论（确认、发展或者推翻），还是对其进行学理化诠释（揭示其运行的机理，存在的理由），或者是对其进行政策性分析（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建议）。不同的研究旨趣，不仅决定了所研究的问题在现有理论图谱上的位置和所依赖的理论资源，而且还会产生不同的叙述话语。

“研究路径”解决的是问题的“切入点”选择和研究过程如何展开，即选择从哪个角度可以更准确快捷地切入问题的核心，层层推进，展开研究。研究路径通常有四种：结构路径、能动者路径、关系路径以及观念路径。结构路径是从制度、组织入手的，研究的是中国政治中的主要制度构件及重要组织的形成、变化和发展，以及它们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塑造。能动者路径选择的分析对象是具有能动性的政治行为者，具体化为不同层级的官员，研究的是他们的选拔、培训、升迁、结构特征、行为特点以及对中国政治运行的影响，既可以研究个体，也可以研究群体。关系路径选择的是中国政治结构及运行中的主要关系，例如党政关系、国家-社会关系、政商关系、政社关系、央地关系、条块关系、地方层级间关系、部门间关系、区域间关系、城乡关系、城市间关系以及内外关系等。由于规模大、层级多、区域广，所以中国政治中的关系更为复杂多样，值得深入挖掘。观念路径关注的是中国政治运行中的观念因素，尤其是传统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延续、扩散、以及对政治认知和行为的塑造。尽管观念不是独立存在的，但是观念会对政治实践产生潜在的、无法忽视的作用。

沿着这四种路径，一定会找到值得研究的重点问题。当然，由于当代中国政治领域有着丰富的研究议题，所以也有寻找重要研究问题的小技巧，比如官方文本中反复提出的议题，所谓的改革难点、痛点问题，肯定都是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或政策问题；再比如现代政治学中的经典议题，如合法性、权力的约束和效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职能、能力和自主性、公民权利、参与和自治等，放在当代中国的场景中，也是值得检验的重要问题；还比如海外中国政治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不仅有价值意涵，而且也能给我们发现和确认重要研究议题提供灵感乃至参考。

作为“压力型”体制这一重要学术概念的提出者之一，您认为随着当前社会经济条件以及治理技术的进一步变化，“压力型”体制是否出现了运行等方面上的新变化呢？在您看来，未来进一步推动“压力型”体制研究还应当对哪些问题进行探索分析？

我很幸运。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刚开始自己研究生涯，就参与到荣敬本老师带领的课题组，到河南新密、陕西咸阳、江苏无锡等地进行较长时期的田野调查。“压力型”体制这个被学界承认的概念，就是在田野调查中提炼出来的。我作为概念的执笔者，一直对包括荣老师在内的多位同事心存感激。他们给一个刚刚开启学术生涯的青年人以包容和支持。

压力型体制是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的赶超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完成不同尺度的赶超目标，将指令式的目标确定、责任承包式的任务分配、动员式的执行、政绩优先的激励方式以及党政一体化的领导方式，混合在一起，逐步模块化的“地方国家”运行机制。这套运行机制紧紧嵌套在当代中国制度体系之中，不断通过快速处置问题来显示其运行效果，适应赶超式现代化的“效率优先”要求，并巩固其存在的基础。因此，这种模块化的“地方国家”运行机制，可以存在于不同领域、不同地方层级以及不同地域环境，并根据环境、任务，甚至决策者或执行者的习惯对模块进行调整，以更快地完成目标任务。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不断升级转型，国家积累的治理资源更为丰富，现代化发展目标更为明确，完成的时间点更为具体。与之相伴的是，中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不断调整变化，各种不确定性也在大量涌现，在更高水平的现代化阶段面临更多挑战和问题。整个体制既需要保持一定的运行速度，来尽快回应、适应这些变化，更需要有效的解决各类问题难题，避免出现累积和连锁效应。经济发展 “又好又快”、社会发展“兼顾公平效率”、国家治理“稳中有进”等原则的提出，就充分说明了体制正在调整着治理议程的优先顺序，以更平衡更有效地回应各种压力。

压力型体制运行也在发生着根本性变化，即随着压力的普遍化和多样化，分配、传导、转移各类压力成为各个层级治理主体的重要治理策略，回应压力的方式走向惯常化。这个变化具体表现为：第一，压力配置和传导的主动化。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任，成为自上而下驱动各级治理主体完成任务的主要方式，随之也制订了各种制度规定，发展出涵盖督查、评估、监督、奖励等在内的各种机制，压力的分配和传导制度化了。第二，重要任务的“政治化”。重要任务的确认依据较为多样，比如列入国家制度安排、发展规划、上一级党委政府报告，或者得到上级领导的关注等。贯彻上级领导的批示，越来越成为将重要任务“政治化”的常用方式。通过赋予某项任务的政治性，可以打破现有的科层分隔，集中更多资源更快完成任务，从而也改变了地方治理议程的排序。第三，压力分配和传导的技术化。借助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各项工作可以迅速逐级布置，全过程了解督促，同时也发展出了详尽细致的评估方法。这一方面提高了地方治理的精细化程度，也提升了压力分配和传导的可见性，造成了地方治理过程优先于治理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这改变了压力型体制长期以来的结果导向运行方式，程序化压力挤压了不同层级、部门的自主空间。

当然，压力型体制的“减压阀”也在发生着变化，除了我们之前发现的统计数字调整的任意性，目标任务确定中的讨价还价等“减压阀”依然存在外，还出现了通过主动“层层加码”，提高管制标准，对冲服务责任压力的“避责阀”，以及通过建立各种临时性机构来应对重要任务、重点工作的“增压阀”。这些变化进一步说明了地方治理中的自主性如何发挥，值得深入研究。

我曾经指出，“压力型”体制是一个描绘性概念。虽然其优势在于生动描绘当代中国各级政府运行的状态和基本方式，但是还需要提升其理论化水平。一是将“压力型”体制放在当代中国制度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分析其产生的历史文化土壤、制度条件，以及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形态；二是要加强理论对话，将“压力型”体制与现有解释中国制度运行的概念，比如动员体制、行政发包制、项目制以及威权体制等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它们之间的异同，以提升理论解释力。

“田野调查”对当前政治学研究尤其是对中国政治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前述“压力型”体制概念即是基于深入扎实的调查总结提炼而得出的，您的博士学位论文采取的也是田野调查方法。那么您认为在具体学术研究中使用这一研究方法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呢？又如何才能将获得的“田野事实”转化为较高水平的理论观点呢？

对于中国政治学研究来说，“田野调查”远远不是一种工具性的方法，而是学术立场、分析态度和研究方法的综合。

作为学术立场，田野调查，不是只关注农村、基层等所谓的“低政治”，而是要关注活生生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这里的“田野”是相对于书本而言的；作为分析态度，田野调查，就是要以“同理心”来看待研究对象，走近他们、理解他们、发现他们行为背后的逻辑。这里的“田野”是相对于研究者的“批判姿态”而言的；作为研究方法，不仅仅是个人访谈、问卷调查、文献收集等方法的使用，而是借助这些方法，摆脱依赖二手材料的懒惰、只相信自己收集的一手材料的偏狭，最大可能地全面了解研究对象。这里的“田野”是相对于研究者的“在场化”和“脱域化”而言的。

因此，在田野调查中，要做到“进得去，出得来，想得通”。“进得去”就是能够进入研究现场，接近研究对象，获得研究所需的材料；“出得来”就是摆脱大量感性材料的束缚，情感价值的纠缠，在理解政治行为者思想和选择的基础上，展开理性的思考；“想得通”就是能够进行学理化的分析和解释，揭示纷繁现象背后的逻辑或规律，尤其是政治运行的一般规律。要做到这些，就要在理论储备、调查技巧、分析能力方面多下功夫，从一个熟练的调研员成长为一个敏锐的理论分析者。

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丰富生动，政治实践富有张力，是充满诱惑和希望的研究田野。要带着想象力走向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田野，不仅要有学术的勇气，还要不断提升理论深度、历史厚度和比较的广度，不被“田野”的边界束缚住思路，被“田野”的话语框定住视野，被“田野”的方法约束住手脚。

您担任多个期刊杂志的编委，也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您认为青年学者如何才能写出让人眼前一亮，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呢？

古语云，“语不惊人死不休”。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绝大多数是反复打磨出来的，尤其随着学术规范的发展，论文的修改次数会不断增加。因此，要写出让人眼前一亮的文章，没有捷径，就是多写、多修改、反复打磨。但是，学术文章也是有不同类型的，每一种类型的要求是不同的。比如综述性文章，要追求文献涵盖的全面性、解释文献发展的逻辑性；实证性文章，要追求材料真实充分，方法应用得当有效，结论符合常识又超出常识；理论性文章，要追求概念范畴的准确，论述逻辑的清晰完整；等等。简单而言，一篇好的学术文章，或者能提供新的材料；或者能提出新的发现；或者能提出新的概念；或者能使用新的研究方法。

学术文章依然是文章，写作也是有技巧的，比如，要学会给文章起一个有吸引力的题目、会选择提问的角度、要学会把摘要和结论写得精炼准确等且要语言流畅、有可读性等。但是，这些技巧要收到预期的效果，都要依赖文章本身已经具有的学术基础。

文章来源：【点亮·专访】栏目2022年7月采访

访谈嘉宾：杨雪冬，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长聘教授、系主任。

本期记者：庞尚尚，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