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共产党建党100年的经验，提出了十个坚持，其中有七个坚持与处理内外关系有关，比如独立自主、胸怀天下等。胸怀天下是首次提出的，指出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理想的政党，这个理想不仅面向中国，而且面向全世界。那么，中国共产党是怎么从十几人组成的政治组织发展到拥有将近9000万党员的执政党，在这个过程中是如何适应内外关系的变革，而且怎么能够始终把握机会、发挥优势、取得成功的？本文主要从区别内外是政治的基本任务、近代以来内外关系的凸显、内外激变中的中国共产党成功之路这几方面进行讨论。

古今中外都将区别内外作为政治的基本任务。孔子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一种政治秩序，说明存在内外差距。卡尔·施密特认为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 “区分敌我”。毛泽东也曾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里的内外更多的指国家内部的 “内外”关系。

实际上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国家间体系的建构和全球化的发展，内外关系已经从国家范围内的关系变成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即国内和国外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化不断推进过程中，内外关系也在不断地拓展，而且不断地复杂化。任何一个行为者所处的外部结构的约束，其实不仅是国内的结构，更重要的还是国际结构的约束。因此，不仅要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与国际组织的关系，还要处理与外部世界大量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当然还有与很多类型社会精英之间的关系，所以内外关系从层次上、主体上、复杂性上都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

在这样的内外关系的约束下，行为者怎么能够取得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条件呢？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去分析，一是主体性，二是能动性，三是自主性。

所谓的主体性就是行为者在内外关系中，能够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明辨所处的位置及要处理的关系，因为主体性是在关系中确定的。所谓的能动性其实是政治学里常常忽视的一个因素，任何一个行为者在受结构约束的同时，实际也在发挥主观能动性，马克思在著作中常强调主观能动性，毛泽东也尤其强调能动性的发挥，他认为能动性的发挥，甚至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所谓的自主性，就是行为者能够根据外部关系的变化，做出更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选择。如果能动性越强，自主性就越强，就会有更多选择，就越有可能达到目的。从主体性、能动性和自主性的角度来分析内外关系，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中是如何利用外部环境变化的。

近代以来内外关系对任何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来讲，内外关系的变化对国家命运以及整个民族的命运都有决定性的作用。

1840年以来，中国的内外关系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内外互动造成了千年未有之变局。第一，外部世界急剧变化，尤其是西方列强实力的快速增长，以及对中国国内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干预；第二，就国家政治而言，一方面，清朝“一统垂裳治天下”的以我为中心的地位被 “列国并立”进而半殖民地的处境所替代；另一方面，中国在各类事务上，陷入了“一国生事，诸国构煽”的连锁效应之中。

内外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互动的变化，就是所谓的国内事务国际化或者国际事务国内化，这是近代以来内外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革。所以在过去100年来，中国就陷入了陈旭麓先生所说的“变形的历史逻辑”之中，社会变革的动力主要不是来自内部的运动，而是外部压力催逼的结果，这样内外关系就出现了外强内弱的基本特征。

首先，由于中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之中，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上升到与国家-社会关系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

其次，在内外互动中，“外强”集中体现为从价值理念、物质资源和制度模式三个方面填补了中国现代化的结构性虚空，导致了国家目标的“外倾”，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把以外部的某个模式作为学习的对象。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希望从外部获得更多的支持，所以就造成了国家发展在精神、物质和制度选择上对外依赖，这同时也是所有后发国家的共同特征。

第三，由于外部力量的介入，中国社会政治的主要关系从原来的官-民关系变为了官-民-夷关系，即官员、普通百姓和外国人的关系。内外互动在国内社会政治更微观层次展开，加剧了内部关系格局的复杂化、不平衡化。过去100年一个很显著的变化就是哪些区域、哪些部门、哪些群体更接近外部世界，就越有可能发生更深刻的改变。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说，开放也是一种改革。开放就是跟外部世界接近，哪些区域、哪些部门、哪些群体更接近外部世界，可能变革的就会更加深刻，引发的变革也会更大，这是百年激变中内外关系变化带来的一个重大后果。

共产党实际是在内外互动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是不可能在中国出现的。毛泽东曾讲：“10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仅是思想理论上的来源，还有大量的物质和制度设计的支持。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如何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中国共产党完全听信共产国际，在解决问题时可能会遇到很多障碍，就是在听其言遇到挫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慢慢形成了独立自主的意识。在上世纪50年代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讲话中谈到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他说当没有接受共产国际教条主义指导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反而发展起来了。所以在内外互动中怎么处理外部关系，其实对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如何选择现代化道路。建国初期，我国以苏联为师，无论是工业体系的建设，还是经济规划，乃至整个政府体系的建设，基本都是照搬苏联，形成了政治经济的高度统一。但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波匈事件发生后，特别是赫鲁晓夫的讲话发表之后，中国共产党很快转到以苏为鉴的阶段，认识到完全照搬苏联模式不适合中国的发展。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有几篇重要讲话，其中《论十大关系》带有强烈的“以苏为鉴”的色彩。文中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怎么能够处理好既向苏联学习，又能发挥本国的特点和优势，其蕴含的逻辑就是要保持自主性、发挥自身的特点。后来江泽民、胡锦涛在多次重要讲话也都沿用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的基本逻辑。

1978 年改革开放的启动代表着执政党和整个国家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革命逻辑让位于国家建设逻辑，从此，围绕经济发展、以重塑政社关系、政企关系、党政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关系为内容的各项改革陆续展开，替代了以打破关系为主题的阶级斗争。

改革开放的四十余年，内外互动更为丰富复杂，但总体上为中国的发展争取到了长期稳定的内外部环境，有效整合了国内外积极因素，支撑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这个发展过程既超出了许多国人对于生活的期盼，也使国际社会上关于中国的“崩溃论”“转型论”预测不断延迟、破产。中国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同时，也按照自己的节奏推进着国内制度建设，并且不断通过令人震撼的物质成就证明着这条制度道路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强化着对自我选择的信心。

以下两个案例可以很好地说明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处理和利用内外关系的。

一是三个世界理论实践。中国共产党对于外部世界一直比较敏感。20世纪60年代，整个国际格局发生了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发展中国家开始建立同盟，比如石油输出国组织、不结盟运动、非洲国家统一组织、77国集团等。这种变化很快引起了中国关注，1963年中国开始了对外部世界的研究。1964年法国的让内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提出要法国加强对非洲的援助，而且提出了第三世界的概念。中国共产党敏锐的意识到国际格局的变化，及时调整了对外援助的方向，由主要援助社会主义国家，向开始援助非洲和拉美国家、南美国家转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调整，中国把握住了国际格局的变化，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下，终于在1971年非常顺利的重返联合国。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又加快了与发达国家外交关系的恢复，改变了文革前期由于极左的外交路线而造成了外部关系紧张和恶化的局面，这种变化为改革开放战略的开启提供了非常好的国际环境条件。

二是改革开放战略的确定。就外部而言，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加之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中国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迅速回暖。同时，西方国家的经济滞胀，西方资本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投资地点，拥有潜力巨大的市场和高质量劳动力的中国，成为全球劳动分工转移的新目标地。决策者清晰地认识到并把握住了这些国际形势的变化；就内部而言，尽管经历了包括“文革”在内的多次政治运动，中国依然有以荣毅仁等为代表的一批熟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并有广泛海外联系的“原工商业者”，以及大量家乡情结浓烈、具有资本和管理经验的海外侨胞。他们不仅成为了对外开放初期最为活跃的主体，而且也使有着丰富华侨资源的东南沿海地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的陆续设立，为国际资本的转移提供了落脚点。中国与世界通过点的对接，线的联系、面的拓展，逐步发展为全面的交流互动。

内外关系是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一个基本关系，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生存和发展必须把握好和处理好的基本条件，既是结构性的约束条件，也是实现突破和变革的前提。

在内外互动中，虽然参与主体的类型、数量、相互间的关系以及互动发生的层次、场景都在发生着变化，但是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最有能动性的主体。之所以能够保持主体性，其实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保持主体的独立性，这是经过丧失独立性、遭受惨重代价获得的，与近代以来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记忆紧紧联系在一起。八九事件后，邓小平在各种讲话中反复提及丧失主权带来的沉痛的国家和民族记忆，这种民族记忆，到目前也影响着最高决策者。之所以能发挥能动性，则由于党在革命和战争中形成的自我革命的组织品格。自我革命性的品格，是发挥能动性和自主性的一个前提。在内外互动中，能动性的发挥体现为党对内对外的双重自主性。对外而言，就是在获得必要的外部支持的同时，能够保持与外部脱钩的勇气、能力和智慧，不使自己成为外部力量的附庸；对内而言，就是能够尽可能多地团结国内力量，整合不同利益，形成更大的共识和更有效的行动，不使自己被某种力量擒获。

由此可以进一步思考，在新的百年变局中，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多，如何更好地处理内外关系？其实根本还是要靠执政党怎么能够更好坚持实现自我的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也是能够把握内外变化带来的机遇的一个重要前提。

作者：杨雪冬，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长聘教

（注：本文源自杨雪冬教授11月26日在北大公共治理论坛的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