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日益增强，对环境质量的要求逐渐提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高质量环境即是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以来，随着移动网络和社交媒体等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参与环境治理的能力明显提升。例如，根据生态环境部的统计数据，2020年9月全国“12369环保举报联网管理平台”共接到环保举报36414件，环比增长12%，其中网络日益成为被广泛选择的举报方式。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网络为人们参与环境治理提供了便利渠道。因此，如何回应网络环境诉求，是各级政府面临的新挑战。

我国党和政府一向重视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到空前的战略高度，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一同构成中国发展建设的“五位一体”总布局。此外，为顺应互联网时代的新变化，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网络民意的吸纳、回应与管理，采取了网络问政的方式对群众环保诉求进行回应（孟天广、李锋，2015）。各级政府实施了包括微博、微信、抖音、小程序、地方领导留言板等多种形式的网络问政平台，形成涵盖网信办、社情民意办公室、市（县）长书记交流平台、督查室等多种组织的政府机构体系，在回应公众诉求方面有了显著进步。但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复杂多变的治理环境向我国各级政府的回应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挑战（孟天广、张小劲，2018），部分地方仍存在回应不规范、不及时、不全面等问题，不同机构或不同层级的政府回应策略、能力和效果尚存在差距，加强政府回应问题的研究是进一步规范政府回应模式、提高政府回应能力的必然要求。

政府回应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政府公信力的体现，因此语言规范得当是基本要求（赵哲等，2020）。目前，学界围绕我国网络平台的政府回应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主要集中在回应模式和影响因素分析。例如，在回应模式方面，陈翀等（2019）将政府回应从线下投入和线上响应两个维度概括为倦怠型、话语型、行动型、均衡型四类模式；翁士洪等人根据政府回应的主动性与民众参与程度，按照回应性由高至低划分为鸳鸯模式、蜂王模式、杜鹃模式、鸵鸟模式四种类型（翁士洪、叶笑云，2013）。已有研究为政府回应的理论拓展奠定了基础，但是，目前研究主要针对政府是否回应，而对政府回应话语的研究较少；且主要将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研究政府回应模式，而忽视了不同层级、不同类型政府部门回应模式的差异（Meng，2019）。政府回应的话语模式是因时制宜的，需要根据诉求问题和回应机构的类型而调整。本文基于理论建构和大数据分析，试图回答如下问题：（1）我国政府回应的话语模式包括哪些类型？（2）政府的回应话语是否受政府层级和机构类型等制度因素的影响？（3）政府回应话语是否受诉求问题类型的影响？本研究试图理解政府回应的话语策略及其形成根源，进而为提升政府回应质量、促进公众有序参与提供理论基础。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话语模式的类型学

政府回应话语既能体现政府部门的专业水平和规范程度，也能反映政府部门与公众进行通俗易懂的沟通方式和服务态度，直接影响着公众的服务体验或满意程度。政府回应话语反映了政府与公众的互动方式，会进一步影响公众的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王洛忠、崔露心，2020；雷娜等，2020）。彼得罗夫斯基和罗森布鲁姆（Piotrowski & Rosenbloom，2002）将公共价值划分为任务型公共价值和非任务型公共价值。其中，任务型公共价值是指政府基于职责、任务、规划等具体的政策、法规、文件完成的公共机构、公共项目或公共政策等主要任务，具有一定的强制性；非任务型公共价值主要考虑公众期望的具有“好政府”属性的价值。理论上，非任务型公共价值得到满足的程度也会影响绩效（罗森布鲁姆、敬乂嘉，2012）。马翔、包国宪（2020）等学者将符合任务型公共价值的政府回应归纳为“就事论事”，这种回应模式要求政府按照政策文件要求，遵循一定的价值准则与要求、按照事件本身的性质进行理性回应，体现了政府希望通过“理性声明”来回应的策略。同时，除了政策文件规定的基本任务，由于公众容易被情感左右，也期望政府做的更多（比如表达同情等），这些就属于非任务型公共价值。由此可知，政府回应应该既符合任务型公共价值，又符合非任务型公共价值。为了得到政府回应，公众也会采取不同的话语策略，例如，迪斯特尔霍斯特和傅戴安娜（Distelhorst & Fu，2019）基于我国市长邮箱数据，根据公众在争取政府注意力、实现自身利益追求时的话语表述方式，将公民话语划分为主语性话语、法治话语和社会主义道德话语；李峰和孟天广（2016）基于人民网地方政府留言板数据，从身份认同和政治价值探索了公众在网络平台的表达行为模式，其中根据身份认同划分为泛集体主义、内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三种模式，根据政治价值取向分为贤能话语和民主话语两种模式。由已有研究可知，法律规则或者感情策略是政府或公民经常使用的话语策略。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根据政府部门回应话语的法治程度和情感色彩，将政府回应的话语模式划分为描述话语、共情话语、规则话语和混合话语四种模式（表1）。

具体而言，描述话语主要侧重于程式化的回复，既不运用感情色彩的语言也不运用规则色彩的语言，例如“已转XX办理”“可以到XX部门咨询”“请补充XXX信息”等；共情话语侧重于对公众的信任、理解和关注等，主要表示感谢和重视，是政府人员为了维护与网民之间的信任与友好的关系所采用的话语策略，例如“感谢您对我市环保和沙石行业的关心与支持”“感谢您对家乡各项事业的关心和支持”“领导高度重视”等；规则话语主要侧重于依据具体法律法规或政策文件，例如“根据新修订的《XXXX区综合交通发展规划》”“请相关部门依据《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环境保护法》相关规定进行查处”；混合话语是指兼用感情色彩和规则色彩的话语，例如“我县相关部门将依照相关规定严格进行监督和管理。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二）政府回应的机构类型及其话语模式

随着社会分工日趋复杂细化，对各类公共服务的专业化需求越来越高，基层公务员直接从事的操作性服务活动，不再是传统服务性工作，而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工作，而这表现为政府回应机构的差异。由于公众诉求涉及不同专业领域，需要由不同类型的政府机构进行回应。目前，我国已形成比较齐全的政府回应机构体系。例如，孟天广和杨泽森（Meng & Yang，2020）考察了各省网络问政的制度安排，试图理解“回应机构多样性”的制度根源，我国政府回应的机构主体涵盖党委办公厅/室、政府办公厅/室、业务类部门、吸纳类部门、监督类部门和信访类部门六类机构。因此，本文依据以上分类，根据回应部门的性质和职能，将回应部门划分为七种类型，即党委办公部门、政府办公部门、业务部门、吸纳部门、监督部门、信访部门和其他部门。具体而言，党委办公部门是指回应机构为省委、市委、县委或各级党委办公厅等部门，政府办公部门是指回应机构为各级政府及其办公厅、办公室、政府组成部门，业务部门是指回应部门为发改委、教育部、环保部等各具体行政职能部门，吸纳类部门是指回应部门为热线办、社情民意机构、书记听民声栏目或政务服务中心等部门，监督部门是指回应部门为督查、督察、监督、督导等部门，信访部门是指回应部门为信访、网络信访等部门，其他部门主要是指回应部门为企业、集团、公司等其他部门。

话语理论重视揭露话语主体的政治意图或公共价值导向，追究话语过程的政治功能和规制作用。俗话说，“三句话不离本行”，这充分说明不同类型的政府部门因其工作职能的差异而需要运用不同的话语模式（Meng & Yang，2020）。例如，孟天广等实证研究发现，党委部门因权威层次高和协调能力强而能够更快地回应民意，而具体的业务部门则表现出专业性强的特点（孟天广、赵娟，2018）。也有学者从条块关系角度分析了政府行为模式，指出条块关系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建构了社会的权威结构、政治过程和资源配置渠道，“条”侧重于处理更加具体、技术化和专业化的任务，而“块”更加强调业务的综合性（周雪光，2017）。此外，吴春梅、翟军亮等（2014）强调政府职能履行中在注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民主与效率的统一，更加注重人文关怀。因此，本文基于不同政府部门的基本性质和机构职责，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党委办公部门、信访、吸纳部门等更偏向共情话语，政府、业务、监督等部门更偏向规则话语。

（三）政府回应中政府层级及其话语

在公共生活中，不同的政府话语模式体现了主体间不同的权力关系。20世纪70年代，米歇尔·福柯对“话语”的权力运作方式及其对社会秩序的重大影响进行过深刻反思，他将话语与公共权力、合法性、意识形态等社会问题联系起来，指出话语既是权力的产物，话语中也蕴含着权力（董志强，1999）。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也指出，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是各种群体的力量关系转而以一种变相的形式表达出来（布迪厄、华康德，2004）。

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具有不同大小的权力。摩尔提出公共部门“战略三角”理论模型，认为公共管理者在制定和实施战略过程中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是不断寻求公共价值、合法性和支持（授权环境）以及运作能力最大程度的匹配（王学军、张弘，2013）。其中，公共价值强调的是价值目标对公共领域的重要作用以及对公民期望偏好的表达；合法性和支持是公共价值实现的合法性来源，也被称为“授权环境”，强调的是利益相关者以及政治家是否支持和充分地授权某项管理活动；运作能力是指公共部门完成管理活动和实现价值目标所具备的资源和能力。在科层体系中，政府回应的公共价值管理水平因层级不同而在合法性、可分配资源、运作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会进一步影响政府回应的话语选择。此外，由各级政府发布的政策文件可以直观看出，各级政府在制定政策及其用语方面具有显著差异，例如，中央政府文件主要确定基本原则或目标，而地方政府文件则侧重于对中央文件的具体化和操作化（于君博、宋宪策，2019）；同时，不同层级政府工作人员因职业素养、工作方式、接触对象不同，其话语模式也有所不同。例如，基层公务员中一部分是过去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员，文化素质较低，专业技能未得到很好训练（韩利红、王丛漫，2014）；而高层次政府工作人员一般在学历、专业、业务能力等方面都具有比较高的要求。张会平等（2017）也指出回应部门层级、参与部门数量、利益相关方、满足网民诉求的所需代价等方面显著影响政府回应度。因此，我们可以假设更高层级的政府部门更能有效依据法律规则进行资源配置和政府回应，较低层级的政府部门则会更倾向于用具体化、可操作性和情感性的话语进行回应。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政府层级越高越偏向规则话语，层级越低越偏向共情话语。

（四）政府回应话语的异质性

在信息沟通的理论中，政民互动以政府和公民作为基本主体，互动程度既受到双方主体因素的影响，也与互动的信息内容也息息相关。除了政府层级和机构类型之外，政府回应话语还受公众特征、政府特征、诉求问题特征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赵兴华，2020）。例如，公众层面主要表现为在表达诉求时的集体行动倾向（Chen et al.，2015）、诉求话语的表达方式（孟天广、李锋，2015）、公众身份（Su & Meng，2016）等方面；政府层面主要表现为政府的吸纳意愿（Meng et al.，2017）、回应能力（Distelhorst & Hou，2017）、职能划分与层级体系（孟天广、赵娟，2018）等维度；诉求问题特征主要表现为议题领域及时空因素（孟天广等，2015）、处置周期（张会平等，2017）等方面。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分析政府层级与机构类型等政府层面特征对政府回应话语模式的影响，将选择公众层面的城乡属性、诉求对象、诉求话语模式等特征，诉求问题方面的诉求类型、诉求问题治理复杂性等特征以及省份、年份作为控制变量加以分析。此外，由于诉求问题的类型是连接公众诉求和政府回应的集中表现，直接影响着双方的互动关系。因此，本文将进一步分析政府回应话语在诉求问题类型上的异质性。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政府回应话语模式在诉求问题类型方面具有异质性。

三、研究设计：数据与方法

（一）研究数据

本文数据来源于人民网的“领导留言板”网络问政平台。领导留言板创办于2006年8月，为网民表达诉求、反映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和政府机构进行办理、回应提供全国性问政平台。目前，已有15家中央部委、31个省区市使用领导留言板，仅2020年就有60万件群众诉求得到政府回应，既包括省、市、县等不同层级地方政府，也包括党委部门、政府部门、信访部门等不同类型的部门，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级的政府回应制度体系。鉴于“领导留言板”的相对独立性、数据可得性、透明性等优势，本文选择领导留言板作为数据来源，本文采集了2010年1月至2019年4月近十年的环保话题留言内容，公众诉求共达61375件，其中回复量为45630件，占诉求量的74.3%，采集了政府回复内容、回复时间、回复机构等字段，试图全面地分析不同层级和机构的政府回应话语模式。由于本文主要分析政府回应话语，因此本文数据量为政府回应的留言数据45630条。

需要说明的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政府回应日益受到重视，政府回应相关制度日趋完善，回应要素也更加齐全（孟天广、赵娟，2018）。但是，通过查阅相关政策文件和已有研究，尚未发现已有对政府回应话语策略的明确规定；同时，作为一种公开的官方话语，网络问政的政府回应话语一直比较重视措辞的精确，这种要求在十年前后变化不大，尤其是本文研究数据绝大部分为十八大以后，因此政府话语的价值理念相对一致；此外，本文研究数据为政府回应的个体数据，而非面板数据。鉴于上述因素考虑，本文暂不从动态角度分析十年来政府回应机制等制度环境的变化因素对政府话语模式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基于45630条文本资料，本文采用自动文本分析。首先，本文使用Python进行停词、分词，将非结构化的文本变为不同的词语向量，由此统计词频及词语共显关系。其次，本文采用有监督的机器学习法对文本进行分类。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提取5000个文本进行人工编码分类，确立每一类别话语表达的词典库，然后基于该词典库对4万余条回应文本进行分类。为检验分类效度，从4万多条文本中随机抽取2000个文档作为测试集进行人工编码分类，并将其分类结果与机器学习分类结果做比较。更进一步，我们将数据八二分割为训练集和测试集，拟合得到模型，使用K折交叉验证评估模型，得出准确率（Precision）和召回率（Recall）分别为0.70和0.65，说明机器学习预测的分类结果具有较好的效度。

政府回应的话语模式包括四种，即描述话语、共情话语、规则话语和混合话语。不同话语模式的表述方式有所差异，例如，共情话语主要包含高度重视、真诚希望、信任、关心和支持、理解和关注等情感色彩比较浓重的词汇；规则话语主要包含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方案、标准、办法、条例、规定等词汇；描述话语主要侧重于事项的简单描述或陈列，不具有情感色彩或法治色彩的词汇；混合话语则同时兼备共情话语词汇和规则话语词汇。根据机构名称及其所属区域将回应机构编码为机构类型和政府层级。其中，层级包括省、市、县、乡四级；机构类型划分为党委办公部门、政府办公部门、业务部门、吸纳部门、监督部门、信访部门和其他七种类型。党委办公部门主要指省委、市委、县委等党委及其办公机构；政府办公部门指各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业务部门主要指环保厅、环保局、发改委等职能部门；吸纳部门指各地的社情民意办公室、热线办公室、民声通道、市长书记交流平台等；监督部门是指督查室等监督部门；信访部门主要是信访、网络信访中心等机构；其他部门包括国有企业、中心、学校等机构。

具体而言，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诉求对象包括省市县三级政府和党委领导；根据留言内容是含有父母官等词汇还是含有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等内容，公众留言话语分为无价值取向话语、贤能话语、民主话语三类，其中，留言中含有做主、恳求、添麻烦等较为卑微姿态的词汇，则说明公众具有浓重“父母官”情节，将此类话语定义为贤能话语；留言中引用法律法规来维护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则将此类话语定义为民主话语，留言中既不带有贤能话语也不带有民主话语，仅是简单论述问题，则将此类话语定义为无价值取向话语；城乡属性划分为城市、乡村、城乡结合部和其他四种类型；诉求类型分为投诉、建言、求助、感谢、咨询和两会等六类，但由于感谢和两会两种类型的留言量较少，因此本文仅分析投诉、建言、咨询和求助四种类型；治理难度主要是指留言涉及到的环境领域及其他问题领域种类之和，如公众留言诉求既是环境保护的问题，也涉及卫生服务、社会治安、物业管理三个领域的问题，则该留言的治理难度为4。

（三）变量测量

表3为上述变量的赋值及其分布。由表3可以看出，政府回应公众诉求时的话语模式、政府层级、机构类型等分布情况。例如，共情话语和规则话语相比，各级政府部门更倾向于共情话语，党委办公部门和政府办公部门是回应最多的政府机构，县级和市级是回应最多的政府层级。

四、研究发现

（一）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的时空分布

由图1可知，2010年以来，公众在领导留言板的参与程度日益提高，这与人们环保意识的增长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着密切关系；政府回应量与公众诉求的趋势基本保持一致，说明政府日益重视网民意见，积极推动公民通过网络参与政治过程，但整体上回应量仍低于诉求量，回应率不足75%。其中，2010-2012年诉求量和回复量缓慢增长；2012年之后，诉求量和回复量稳步增长，可能的解释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提高了公众环保意识和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投入。2017年以来，可能的解释是2017年提出我国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对生态环境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诉求，诉求量和回应量陡增，。

由图2可知，在空间分布方面，不同省份的政府对公众诉求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回应。四川省、安徽省、河南省、甘肃省和陕西省等中西部省份的公众诉求量和政府回应量都很高。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这些省份都是人口大省，政府也比较重视网民诉求，因此诉求数量和回应数量相对较多；另一方也可能是由于这些省份的环境问题较为严重，公众诉求较多。

（二）政府回应话语模式的分布结构

由图3可知，在年份方面，2016年之前，规则话语多于共情话语，但2016年以来，共情话语日益多于规则话语。这可能的原因是，2016年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网信工作，尤其是习总书记在网信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网上群众路线工作，这导致全国各地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或制度，政府回应的规范性和制度化程度日益提高。同时，为打造群众满意的政府形象，政府部门对回应话语的运用日益重视，回应话语的规范性也逐步提升，更加注重公众的感受和接受方式，注重舆论的宣传引导作用。

在层级方面，乡、县级的共情话语多于规则话语，而市、省级的规则话语多于共情话语，说明层级越高，政府越倾向于用规则话语。这可能的解释是，高层级的政府工作人员职业素养或法治意识更高，或者回应的问题治理难度较大，需要依据法规加以处理；而基层人员需回复的问题中邻里纠纷等问题比重较大，需要用百姓听得懂的话语回应公众诉求。

在机构类型方面，党委办公部门、吸纳部门、监督部门、信访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共情话语明显多于规则话语；而政府办公部门、业务部门则更倾向于规则话语。这可能的解释是，政府办公部门和业务部门作为行政职能部门，更倾向于运用专业知识或相关法律规则对公众诉求进行解决问题；而党委办公部门、吸纳部门、监督部门和信访部门更倾向于安抚公众情绪，运用“领导重视、感恩信任”等表述方式与公众进行沟通，更容易被公众理解和接受。

（三）政府回应话语模式的制度原因及诉求原因

1.政府回应话语模式

政府以何种话语模式进行回应主要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基于前述的话语模式分类，建立了以话语模式类型为因变量的mlogit回归模型。

为了比较不同方程模型的区别，表4列出了政府回应话语模式的三种方程，分别是无变量、仅含控制变量和全变量。由于页面限制，本文仅显示全变量的相关结果，前两种方程模型仅显示检验结果。为了方便模型解释，我们将回归系数转化为胜算比（odds ratio）。可以看出，随着变量的加入，Loglikelihood和AIC值均显著下降，说明全变量方程是最优化的，也反映出政府层级与机构类型对政府回应话语模式具有影响。

表4的全变量方程模型中，由于mlogit模型有效的前提之一为无关方案的独立性即IIA假定，Small-Hsiao检验结果显示，三个模型检验的p值分别为0.716、0.862和0.940，三次检验均通过；同时，Hausman检验的结果中，p值分别为0、1和0.862，有两项接受原假设，因此，整体而言，变量各选项间是相互独立的；此外，likelihood ratio test也通过检验，说明模型是有效的。

在政府层级方面，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相比于描述话语，县、市、省级政府运用共情话语模式的概率比乡级机构分别低24.4%（1-0.756，下同理）、43.6%和44.4%；在规则话语模式的运用概率中，县市级与乡级差异不显著，省级显著低于乡级14.8%；在混合话语（兼用共情话语和规则话语）的运用概率中，县、市与省级政府显著高于乡级26.0%、37.5%和70.1%。这说明，整体而言，层级越高，话语模式选择的差异越显著；同时，相比于使用描述话语，越高层级政府越倾向于选择混合话语模式。也就是说，相对于基层政府，较高层级的政府不仅注重与群众的共情沟通，也善于运用法规政策提供有效回应，更能做到回应时有理有据、情理结合，故假设1得到部分验证。

在机构类型方面，在控制其他自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相比于描述话语，比其他部门选择共情话语模式概率的降低程度从小到大排序为党委办公部门（47.8%）、信访部门（48.5%）、监督部门（54.4%）、吸纳部门（57.9%）、业务部门（61.9%）和政府办公部门（71.4%）；在规则话语的运用概率方面，业务部门要高于其他部门；在混合话语的运用概率方面，除党委办公部门和业务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差异不显著之外，政府办公部门、吸纳部门、监督部门和信访部门的运用概率均显著低于其他部门。为了比较党政部门选择不同话语模式的概率，本文通过替换参照组，并进行相应计算得出，相比于使用描述话语，党委办公部门、信访部门、监督部门和吸纳部门较政府办公部门、业务部门更倾向于选择共情话语；而政府办公部门、业务部门较信访部门、吸纳部门更倾向于运用规则话语。假设2得到部分验证。

2.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政府回应话语模式的四种类别化为二元变量（1代表属于各类别，0则代表不属于此类别），采取逻辑斯蒂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建立如下二项logistics回归模型，其中，p表示政府应用该方式的概率，X表示自变量，β表示每个自变量在运用该话语模式的回归系数，β0为截距。

首先，本文对所有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所以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均小于5，因此各模型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表5中模型（1）-（4）分别解释了政府层级、机构类型两个变量对四种话语模式的影响，可以看出，与表4相比，大部分系数的显著性是一致的，且系数数值相差不大，可以说明模型通过稳健性检验。

3.异质性检验

由表6分析结果可知，诉求类型对政府回应话语模式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为进一步比较政府在回应不同类型诉求时的差异性，本文根据不同诉求类型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主要分析了数量较多的投诉、建言、咨询和求助四类，具体结果如下表6。可以看出，整体而言，政府回应话语在投诉类和建言类的话语模式差异更为显著，而咨询类或求助类的差异显著性相对不明显。其中，针对投诉类诉求，与使用描述话语相比，除信访部门外的各类机构选择共情话语的概率比其他部门显著更低，选择规则话语的概率在吸纳部门、监督部门和信访部门显著更低，同时政府办、监督部门和信访部门选择混合话语的可能性也低于其他部门。同时，与描述话语相比，县市省级选择共情话语的概率显著低于乡级，但是规则话语在各层级的差异性不大，混合话语的选择概率逐级增加。针对建言类诉求，相比于描述话语，县市省级选择共情话语的概率显著低于乡级，但混合话语的选择概率逐级增加；除政府办、信访部门外的各机构更倾向于选择共情话语回应建言类诉求。由此可知，政府在回应不同诉求时的话语具有异质性，假设3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和数字技术的广泛扩散，通过网络参与环境治理已成为公众影响环境治理的重要途径。如何有效地回应公众的环保诉求，如何有效地推进政民沟通是各级政府应对数字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2010-2019年领导留言板中4.6万条各级政府回应公众环保诉求的数据，运用大数据分析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重新界定并理清了我国地方政府回应环保诉求的话语模式，并分析了不同话语模式形成的制度根源，即不同层级和不同类型政府机构在回应话语选择中的规律。本研究一方面从政府自身视角发展了政府回应话语模式的类型学，以及其横向和纵向制度逻辑，另一方面从回应话语的视角考察了政府回应模式的地区间差异以及如何有效提升回应能力。

在环境保护的网络治理中，根据我国政府回应的感情色彩和法治程度，我国政府回应的话语模式分为描述话语、共情话语、规则话语和混合话语四种模式，且不同时期政府回应的话语模式有所侧重，近年来日益倾向于共情话语模式。不同层级和类型的政府机构在话语模式的选择也有所不同。从纵向权力的角度，由于诉求事项的复杂性、统筹协调的成本、回应机构的权威性及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存在层级间差异，层级越高的政府越倾向于运用混合话语，越靠近基层的政府越倾向于运用共情话语；从横向权力的角度，党委办公部门、信访部门、监督部门和吸纳部门等更关注汲取和吸纳社情民意，因此更倾向于使用共情话语，而政府办公部门、业务部门等则因更倾向于专业职能和政策执行，因此更倾向于规则话语。此外，政府回应话语的选择也存在诉求类型的异质性，譬如相比求助类留言，政府机构回应投诉类留言更倾向于选择规则话语；但针对建言类留言，相比于描述话语，党委办公部门、业务部门、吸纳部门会更倾向于选择共情话语。

概言之，本文从政府主体视角提出了政府回应话语模式的类型学，并探究了回应话语形成的制度逻辑及其议题异质性。尽管本文基于公众环保诉求以及环保相关政府回应，然而，本文提出的政府回应话语的类型学以及其生成机制在其他政策领域具有广泛适用性。当然，受到数据可得性等限制，本文仍然存在若干局限性，譬如本文仅考察了网络问政渠道，而未能考察热线电话、线下参与等其它环保参与渠道，以及研究发现主要基于环保诉求，而相应发现可否推广到其他政策领域还需实证检验，这将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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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天广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系长聘副教授

常多粉，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系博士后

文章来源：《社会发展研究》杂志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