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著名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的评价，“20世纪炎黄子孙博士论文一出立即被誉为国际名著者只有两部。一部是20年代萧公权先师的康奈尔博士论文Political Pluralism: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政治多元主义：一项当代政治理论的研究》)，1927年在伦敦出版。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多元论柱石拉斯基即撰书评谓萧书‘学力与魔力均极雄浑，为政治学界五年来所仅见’。另一部就是陈体强的牛津论文《有关承认的国际法》(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Recognition)。此书穷征博引(除政府档册、条约选集、学人专刊及期刊论文外，所征引之国际法判例即达450项之多)，体大思精，析理犀利，观点均衡。尤可贵者在其能了解并预期战后世界新形势(如全球性反殖民民族解放建国的政治洪潮)所需之国际法方面的理论依据。因此，陈书甫经问世，立即被举世公认为标准著作，被列为国际法必读之书，其影响之大，似较剑桥大师劳氏三年前已刊之《国际法中的承认[问题]》有过之而无不及。”
说起来，这两位世界知名的华人学者都是毕业于清华、任教于清华的清华政治学系的学者。萧公权先生1918年入清华学堂，1920年毕业后赴美留学，1926年学成回国后先后作者于南开大学和燕京大学，1932年回到清华政治学系任教直至1937年。陈体强先生于1935年考入清华政治学系，1939年以清华学籍毕业于西南联大，因成绩优秀而留校担任行政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后考取留英攻读公费研究生的资格而于1944年赴英国留学。1948年，在完成了博士论文并获得导师认可之后，陈先生便匆匆赶回母校清华，帮助当时极度缺少教员的政治学系开课教书，直到清华政治学系于1952年受命停办。
然而，这两位清华政治学人的共同之处远不止求学清华、留学海外以及任教清华这样一些相同的生命历程。与清华政治学的许多前辈学人一样，萧陈两位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还有很多，但在今天的这个场合我想着重讨论三个面向。
第一是他们所强调和关注的“国际对话”。萧陈两位的博士论文都是他们的倾心倾力之作，是他们在国外刻苦用功的心血结晶。两篇论文从选题到构思直到最后的写作成文却体现着他们力求以中国学者的身份参与国际对话的学术追求。萧公权先生拒绝了美国导师有关论文可以选择中国主题的建议，坚持写作有关西方当代政治理论的博士论文。因为在他看来，在美国做中国问题，美国导师未必知道很多，既无法提供指导，又无法判断优劣；只有做有关西方的论题，才能既有广泛的参考资料又有可以展开学术批判的对象。这就是他的博士论文选题的由来。而在陈先生那边，他所崇敬的国际法大师劳特派赫特教授在1947年发表了与陈先生正在写作中的博士论文同一主题的专著，因而对陈体强尚未写成的论文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虽然陈先生最初有过放弃原有论文构想而另择主题的想法，但最终还是决定不畏艰难，仍在原有的理路上完成论文，原因在于他认为劳氏的专著虽然“予人以启迪且为该领域之基本著作”,但其结论并未与自己的所学所思相一致。于是，他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几乎穷尽了西方档案和文献所载的案例，以更深的学力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萧陈两位的博士论文一经完成便成为专业领域的名作，今天我们仰慕他们的成就，惊叹于他们的业绩，却更应当了解其背后的艰难、痛苦和纠结，记取他们为之付出的努力和心血。
第二是他们所主张和实践的“学术报国”。如果说萧陈两位先生通过论文写作而开启了以中国学者的身份而展开国际学术专业对话的历程，那么，他们两位的这种学术对话还体现出他们“学术报国”的更大志向。以西方政治理论为主题完成博士论文之后，萧公权先生在清华任教期间启动了一项前后持续近十年的研究工程，转而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他在授课之余搜集了四千多页的资料，最后写出了一部直到今天仍然堪称巨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写作这部专著的学术用意，就是要批驳西方学界那种认为中国没有系统化的政治理论，只有思想的“火花”和意识的“片断”的错误见解。他要用科学的方法梳理中国的材料，阐释和说明中国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思想，并以此贡献于世界知识宝库。而在政治上，萧先生的治学与同一时期的其他许多清华学人一样，又带有强国强种、抵御外侮的深刻用意。在1930年代初期，身处面临着日寇日益紧逼过来的华北，他们就是要用学术的方式证明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的完整性和持续性，他们要用梳理中国学术的方式为国人确立中华民族将会永远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和理念。而经历了清华园被日军占领，清华大学不得不南迁长沙、再迁昆明办学的陈体强先生，对日寇更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抗战走向节节胜利之际的赴英留学，又促使着陈先生更加关注战后国际法体系所可能出现的变动和调整，关心中国以及相类似的国家在国际法体系中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地位，因而他直截了当地选择以“国际承认”作为研究的主题，力图为中国在世界大战后取得合理公正的国际地位而进行知识上的准备。应当说，萧陈两位先生当年的“学术报国志向”为我们后人留下了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第三则是他们两人最为感人的“清华情结”。1948年时，复员回到北京的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由于各种原因而面临着教师严重缺乏的局面。为此，新任政治学系主任的曾炳钧教授专程告知陈体强，邀请他回国任教清华。得到这个消息的陈体强，在将论文交给导师并获得认可之后，未等到毕业典礼便匆匆赶回国内，回到了清华政治学系任教。而他的导师是在后来的细读中认为陈体强的博士论文有着诸多学术洞识和创见，有着充分的立论和阐发，因而主动帮助安排将其出版，并要求其师兄帮助补充完善了注释。因此，陈先生的博士论文在1951年由伦敦史蒂文森父子有限公司出版，并迅即得到国际学界高度评价的时候，陈先生其实并未见到真正的成书。尽管陈先生后来不得不离开了清华，但终其一生，他最好的朋友仍是清华政治学的师长和同学，他始终萦绕记挂的仍然是清华园。而萧公权先生，在他晚年所写作的回忆录《问学谏往录》中更是深情地回忆说，“我曾经任教的每一个大学都多少给我以新见解，新知识，新经验。给我最多的是清华大学。不只是因为我在清华的时间最久，更因为清华的学风和设备最好……这‘再造’的大恩是无法忘却的。”
其实，萧公权和陈体强两位是老一代清华政治学人的代表者，与他们同一时代的请多清华学人都有着和他们相同的品质和素养，相同的追求和期盼，因而也做出过相同的努力和贡献。这样说来，我们写作《老清华的社会科学》中“老清华的政治学系”的历史和人物时，实际上相当于接受了一次精神的洗礼，受到了深刻的启发。但必须说明的是，正是在追寻老一代清华政治学人的历史足迹时，我们竟然也有了物质形态意义上“接触”。
例如，我们偶然间找到了清华政治学系第一任系主任余日宣先生的儿子，今年已经89岁高龄了，至今，他的出生证上仍注明他当年出生在清华园。他为我们讲述了许多关于余老先生的故事。后来，我们又在清华档案馆和大连图书馆查找到了余日宣先生当年在清华以及后来在上海沪江大学指导过的学生论文，论文的选题都与当时中国面临的日寇入侵危机相关，都在讨论民族自强以抵御外敌的出路问题。我们还发现，尽管余老先生后来任教于沪江大学，但却向清华政治学系推荐了自己的学生、后来的知名学者楼邦彦和龚祥瑞，后者在1980年代曾教过现任副总理的李克强。
例如，我们找到清华政治学系任教时间最长的张奚若先生的三位儿女，他们不仅同样为我们讲述了父辈的故事，而且还用自己的经历丰富了我们的见解。我们发现他们也毕业于清华，其中大女儿张文英毕业于清华外文系，后来做了新华社的记者，但在到退休后又到美国的明尼苏达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业，她的博士论文还引发了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评论界的一场大争论。大儿子张文朴毕业于清华历史系，经历了文革的坎坷后进入了外交部，最后出任了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并且还和他的父亲一样，担任了中国外交学会的副会长！小儿子张文逸曾在清华附中求学，后来参加了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南下工作团，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空军飞行员，并且立下战功，成为空军战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后来以广州军区空军的参谋长资历退出现役。这样的清华世家堪称惊奇！
再例如，我们找到了清华政治学系最后一任系主任曾炳钧先生的女儿曾尔恕女士，今天她也来到了这个首发式的活动现场。她现在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的馆长。正是这位曾教授告诉我们，曾炳钧先生当年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业后是受托押运援华战机的运输舰、冒着战火而归国的；在1952年离开清华园而转到当时的北京政法学院、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后，他始终未改当年的治学初衷，一心向学，能教书遇全力为之，不能教书就做翻译；改革开放后，曾炳钧先生不顾年老体弱，经营学术，带出了一批学生。曾尔恕教授就是在父亲的指导下而走上学术道路的。直到最后，曾炳钧先生又回到了清华园，最终在清华校医院走完了自己的生命旅途。
最后，我们还幸运地找到了一位美国老太太，她今年已经89岁了，当年出生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她的父亲魁格里教授，就是当年在清华任教、创办了清华政治学会、参与清华改制为大学并设立政治学系的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教授。她向我们转交了父亲的文件档案、当年的日记、照片以及清华的旗帜等等。她交给了我们一封信的底稿，是她的父亲1963年写给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一位已迁至兰州工作的学生。他在信中写到，我今年已经七十又四了且不良于行，政治僵局至此，看来我是无望返回清华园了——那可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这些可以算作是“寻找的故事”，连同《老清华的社会科学》一书中所记载的清华政治学系的历史，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在这里追寻和追溯的精神财富。我们的前辈学人已经为我们铺就了一条学术之路，我们将会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因此，我最后要说的是：学者有思，斯文有传！
（根据速记稿整理，文字略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