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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跃进教授参加复旦高研院“新时期国家-社会关系”学术研讨会

2013-06-29

2013年6月29日-6月30日,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复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办,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新时期国家-社会关系:中国经验与国际比较”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复宣酒店四楼报告厅举行。本次会议共邀请60余位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参加,围绕“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理论思考”、“转型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构”、“新时期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改革与治理的制度建构”、“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中国治理:国际视野”、“国家与社会关系:国际比较”七个主题展开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会议开幕式由本次会议总召集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主持。他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不断演变,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与社会的积极互动日益展开。如何从理论上认识和把握新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何认识当前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依据、实践难题和制度创新,已成为当今学术界日益关注的理论课题,也成为我国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基于上述问题意识,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举办了此次“新时期国家-社会关系:中国经验与国际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各位专家学者进行相互学习和交流提供机会和平台。

接着,林尚立副校长首先代表复旦大学欢迎与会学者。他指出,国家与社会这对范畴是现代人文社科领域一个重要的概念图式,这个图式的产生对今天人们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似乎提供了万能的逻辑框架和分析路径,但面对中国这个多少有点独特的社会,在分析中国社会的自我建构和发展过程中,中国学者常面临着概念工具不够或错位的问题,因此学者们要么把现实剪裁以适应既有的理论,要么让理论复杂化,当然这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创造和想象空间。从历史维度看,我们不能仅停留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尤其进入比较领域,历史的过程尤为重要,需要放长时段,理解其中的衔接抑或断层。从空间维度看,不同的国家结构形式(单一制或联邦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也会产生影响。

随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徐勇教授应邀为本次大会做了题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中国实践”基调发言。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科学教授、跨学科东亚研究项目主任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教授也应邀为大会做了题为“善治:理论与比较的视角”的基调发言。

在此后的分组发言中,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主任景跃进教授做了题为“中国学者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想象,以及二十一世纪的挑战”,主要谈论了三大问题。一是在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关中国市民社会的讨论中,国内学者对中国未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想象问题;二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所呈现的复杂图景问题;三是在经验归纳和理论反思的基础上,如何对未来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相应的理论建构等问题提出创新看法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学者执着于公民社会的概念,原因在于它既体现了某种理想以及某种隐含的因果关系的假定——有了市场经济就要法治社会,保护产权、中产阶级,产生NGO,进而形成公民社会。所以这既是价值过程,又是经验过程。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社会建构逻辑和道路与西方颇有差异,至少在经验维度是如此。在他看来,作为知识思考者而非改革倡导者,应至少考虑以下三个问题:如何处理好经验理论、价值理论和事实的关系;区分国家与社会关系和公民社会,做概率策略选择;如何在中国语境、 政党-国家体制下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探讨分析工具存在的问题。

(郭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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