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6日，清华政治学系在明斋136室举行“当代中国政府治理与中共基层党建研讨会”。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有，政治学系教授兼主任张小劲博士，教授兼系副主任景跃进博士，讲师于晓虹博士，博士后项目研究员张汉博士、孟天广博士，博士生古明明、张超、徐晓全，清华教育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谢喆平博士，清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聂娟，及《浙江行政学院学报》编辑熊觉。
研讨会分为两小节进行。第一节发言的是于晓虹博士、孟天广博士及博士生古明明。于晓虹博士报告的题目是“寻找对先生：对县域治理合作者的战略性探寻”。她首先提出，目前国内政界和学术界对社会管理创新高度关注，我们有必要认真考察地方创新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创新的地区与差异，以及创新的决定性因素，以及在控制创新风险的条件下，地方创新的形式选择。然后她回顾了两套文献，一是地方政府创新的研究，特别是为何选择特定的创新模式，以及这些选择对创新进展的影响；二是国家-社会关系研究，特别是主导性的地方政府对县域治理合作者的寻求规则的研究。然后她介绍了比较研究的三个个案：巫溪乐和协会、新泰平安协会和云浮乡贤理事会，并认为它们构成了当代中国基层治理中“协商民主”的三种模式。它们的共同点是回应中央的号召，选择核心性的社会组织辅助县域治理。巫溪乐和协会具有明显的官方运作的特点，是村两委的协助者和工具性组织，因此被理解为“政权吸收型”模式。新泰平安协会具有官方组织向社会组织发展的特点，其最初是源于对社会治安问题的临时性应对，后来则向着“协商共治”的倾向发展。而云浮乡贤理事会则具有更明显的社会性，由镇、社区和村民小组三级理事会组成，因而被认为是“社会主导型”模式。而“对先生”就是指基层治理中地方创新的成本分担者与合作者。不同的模式，其成本分担机制不同，这也与社会组织的自治性强弱有关。乐和协会主要是地方政府和协会的成员；平安理事会是地方政府和央企在地方的分公司；而乡贤理事会则是通过地方政府以奖代补的形式达成创新成本控制。她最后的结论是，党国体制自愿而有限度的让渡一部分权力，在中央-地方之间形成“非完全契约模式”。地方政府在创新中寻求成本分担机制，其创新路径选择是由本地经济发展路径所决定的。地方政府在尝试外包部分地方治理功能给社会组织，这是地方政府的一种主动的战略选择。
随后发言的是孟天广博士，他的题目是“再分配能提高政治信任吗？——重访‘民生政治’的政治逻辑”。他首先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经济增长导向的“增长政治”向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民生政治”的转型，及其与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合法性的关系。随后他又回顾了研究再分配的政治功能的相关理论，比如再分配具有对市场风险提供社会保护(Polanyi,1965)、促进基础设施性制度、维护政治与社会稳定等(Lindert, 2004; Rothstein, 2011:127)多种政治功能。关于再分配能否提供政治信任这一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再分配是现代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Rothstein, 2011; North，Wallis and Weingast, 2009)；有的认为再分配会提高政治信任与政治支持(Tyler,1985; Miller and Listhaug,1999; Kumlin，2004)；有的认为再分配是发展中国家提高执政党支持度的首要政治策略(Booth and Seligson,2009; De La O, 2012; Keefer, 2009)；有的认为再分配项目的政治回报具有异质性 (Lee, 2012; Kumlin,2004)。关于再分配是如何提高政治信任的，有的认为再分配通过提高政府绩效以提高政治信任(Lind and Tyler，1988:1; Braithwaite and Levi,1998; Kumlin, 2004:42)；有的认为再分配通过特定的福利偏好以提高政治信任(Kumlin，2004; Rothstein, 2011; Saraceno,2002; Beaulieu et al.,2005)；有的认为再分配通过确保程序公正以提高政治信任(Tyler,2002; Rothstein,2011; Craig，Niemi and Silver，1990)。之后他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他采用2009年由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所做的“不平等与分配公正调查”所获数据。该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的抽样方法，与GPS/GIS辅助的空间抽样结合以覆盖流动人口和常住人口。调查在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共抽取4279位受访人，完成访问2866位，有效应答率达到66.98%。对于本研究，“再分配项目”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义务教育免费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四个项目。研究发现，养老保险的受益者显著偏向社会优势群体，如城镇居民、高教育和高收入人群，而且优势群体与相对弱势群体在养老保险的参与率上差异很大。医疗保险的参与情况显然更符合政府“广覆盖”的全民医保目标，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得到了较好的落实，基本覆盖了目标人群。义务教育免费的受益者在各人群间的分布尽管有所差别，但这种差别主要基于公众对义务教育产品的需求。最低生活保障的受益者基本与政策目标一致，属于经济上的弱势群体，然而，一些经济上的“优势群体”也享有低保。总体上再分配促进了政治信任，然而不同的再分配项目对政治信任的效应迥异。养老保险未能提升政治信任；义务教育显著提升了政治信任，其政治回报主要体现在对高端政府的信任上；医疗保险对政治信任发挥着强有力的促进作用，对信任所有政府机构有强有力影响；最低生活保障强化了对中央、县市政府、村/居委会等政府机构的信任。再分配的制度设计是引起再分配项目之政治回报异质性的根源。致力于补贴“穷人”的普惠性福利的政治回报大于致力于补贴“富人”的选择性福利，因为普惠性福利补贴穷人对改善其福祉的边际贡献更大；豁免性福利降低了政府干预而消除了福利腐败的机会，对政治信任提供了稳定的贡献；转移性福利强化了政府干预，而监管不足导致福利腐败限制了再分配的政治回报；再分配项目的“层次化”政治回报与民生责任的中央-地方承担是极不相称的，中央从民生政治中获益更多，而付出更多的地方（基层）政府则获益很少或没有获益，这客观上加剧了地方（基层）在民生政治实施上政治激励的缺乏。关于再分配提升政治信任的机制，再分配绩效解释了一半以上养老保险、义务教育免费和医疗保险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调节效应；福利偏好解释了10%左右的养老保险、义务教育免费和医疗保险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发挥了相对次要的调节效应；公正效能感测量的公众对再分配之政治过程的认知基本不承担从再分配到政治信任的调节作用。
之后发言的是博士生古明明，她的题目是“转型中的中国政府：政府衍生机构膨胀问题研究——以中央四财经部委衍生机构为例”。她首先介绍了本研究的背景：宏观背景方面，中国政府在从管制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经济职能与社会职能之间存在矛盾，制度供给与接受制度约束之间也存在矛盾；在微观表现方面，改革过程中正式部门精简的同时，衍生机构却在不断膨胀。她认为中国的政府衍生机构主要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居委会、村委会）、政府内准政府组织（政府衍生机构）和政府外准政府组织（人民团体、国企）。在此基础上，她提出了本研究需要回应的核心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会生成大量政府衍生机构？这些衍生机构同母部门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衍生机构的广泛存在对于政府转型有何影响？随后，她提出了“治理压力下政府衍生机构与母部门之间的双向依赖”这一分析框架，以及具体的分析路径：在宏观层面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治理环境与治理格局的变化，在中观层面分析政府的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在微观层面分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资源互动与有关行为。根据衍生机构与政府的正向依赖和反向依赖关系，她把政府衍生机构划分为强依附型、硬依附型、软依附型和弱依附型四种类型。她选取了中央4个财经部委（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人民银行）下属的112个政府衍生机构进行研究，对于为何这样选择的问题，她认为一是相对于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事务庞杂，衍生机构更多；二是中国的“发展型国家”特征，导致财经部门角色极端重要。最后，她得出的总体结论是：政府衍生机构类别众多、属性各异，展现了政府机构现状的另一面向；衍生机构的出现与政府机构改革之间在时间上呈现显著的同步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机构存在“表缩里胀”问题；衍生机构与自身的母部门之间具有较高的相互依赖性。根据衍生机构的宗旨、目标和工作内容等综合判断，划分出强依附型（行政职能延伸化机构）、硬依附型（公共服务部门化机构）、软依附型（国家吸纳社会型机构）、弱依附型（市场受制计划型机构）。最后，她还介绍了下一步博士论文写作将要继续深化的方向。
在第二节做出陈述发言的是博士生张超和博士后张汉。首先发言的是张超，题目是“中共在城市社区的生存策略研究”。他首先介绍了本研究的问题意识：一是城市社区之于中共的地位日益重要，在功能上成为新的基层治理单元，在结构上成为新的社会空间；二是城市社区对中共的生存构成了巨大挑战，使得其生存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城市社区成为各种利益和矛盾汇集之地和社会组织发育的土壤。他由此提出自己的研究问题：在这种崭新的环境以及新出现的挑战面前，党为了维持并巩固其在社区中的生存，采取了什么策略、角色、组织结构、功能、行为和意识形态？这些策略如何影响到党未来的演化趋向？这一问题是在政党-国家调适性这一学术脉络中试图回应政党如何处理与社会关系的关系。切入点具体而言是对政党组织策略的一种研究。他的主要发现包括：一是“支部建在连上”的逻辑下的全覆盖，包括“楼组党建”为主要形式的纵向延伸，以及与物业公司、两新组织及外联单位为主要对象的横向渗透；二是社区党员的全方位动员，日常活动围绕退休党员开展，重大活动动员在职党员参与，公益活动吸引流动党员参与；三是党组织功能的强化与拓展，包括控制和监控功能不断强化和服务功能的拓展；四是基层政党精英再造，表现为以党组织书记为重点的党员队伍建设；五是旧瓶装新酒的意识形态教育，包括内容日常化（科普、法律、健康、道德、体育休闲，家居生活）、方式多样化（讲座、参观、文体比赛和文艺活动、公益活动）和对象普惠化（开放党组织活动）；六是资源的强力保障，包括工作人员不断补充、资金大量投入、办公场所改善。他由此得出的一些基本结论是：在组织形态上出现了组织边界的模糊性和开放性（服务普惠化、组织生活开放性），组织形式的广泛性与组织空转的现象同时并存，党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平等式的、互惠式的关系形成，党员与党组织关系从过去单向的命令服从关系转向双向互动关系，意识形态实用化，政党功能社会组织化，合法性资源汲取的多种渠道（服务、选举），与民众的政治沟通及对社会的回应增强，多元利益的输入挑战党的代表性。
最后发言的是张汉博士，题目是“Party Building in Urban Business Districts: A Strategy of Organizational Adapt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他首先介绍了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转型问题的研究概况。中共积极的介入当代中国新社会空间的生产与治理中，成为研究当代中国国家-社会关系不可或缺的维度。同时中共积极吸纳新社会阶层入党，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集中体现出了中共变动中的社会基础。目前中组部在大力推动“三有一化”党建工作，通过社区党建区域化策略以弥补以往单位党建的不足。在这一过程中，城市街道办事处成为城市基层党建的核心，区域化党建在居住区、工业园区、办公楼和商圈、专业市场、外来人口聚集地等各种城市空间中全面展开。与之相伴随，“两新组织”党建也在全国铺开，大力在新经济组织（私营和外资企业）和新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在此过程中，基层党组织表现出以属地管理为主要精神的地域性组织强化、服务功能整合、组织间横向联系和流动性强化等新趋势，并建立了一批基层党员服务中心。他的研究以宁波天一广场为个案展开，这是宁波市中心的核心商圈。由于城市社会结构变迁和流动性增大，城市产业和空间结构重构，以及两新组织的快速发育，城市治理模式出现了多边治理的新格局。城市商圈中的基层党组织，也出现了地域性组织强化和渗透、服务导向的功能整合、以现代信息通讯技术为依托的党内信息管理及沟通、以及社会-政治动员与规训。以天一广场为核心，连同周边的写字楼，形成了天一商圈。在天一商圈内，宁波海曙区江厦街道是商圈党建的基层领导核心，以商圈内的行业和写字楼为单元组建各级各类党组织，形成了两新组织党支部-楼宇/行业党总支-商圈综合党委这三级党组织。在这三级党组织之下，中共传统的各类党群组织，包括共青团、工会、妇联等，也都在天一商圈内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同时在天一商圈内也存在大型国企的党组织，如天一广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的党组织。这些以单位为组织依托建立起的党组织，与天一商圈综合党委所管理的非单位党组织，通过“天一商圈党建共建联席会”，实现制度化的组织联系和协调。他的基本结论是，中共在城市商圈内积极开展以地域化组织强化为最主要特征的组织重构，以回应社会结构变迁等各种新的挑战，把党建工作与城市治理和经济服务紧密结合起来。这一策略使得中共突破了以往单位党建的局限性，初步实现了在非公有部门的组织渗透和权力巩固。中国新城市空间的生产和治理过程，同时也是中共组织重构和权力再造的过程。城市空间或称地域单元，成为中共组织重构的新的依托机制，从而使得中共有能力以空间/地域不变，应对组织/人员万变，填补了新城市空间治理的权力空白。
研讨会期间，与会人员就上述报告人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等问题，以及中国政府治理和基层党建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张汉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