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提出经济利益对于政体形式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正宗政体，即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维护全城邦的利益；而变态政体中的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则分别以个人、富户和穷人的利益为目标，抛弃了城邦整体利益。到了当代，查尔斯·蒂利指出：“不平等对基本的政治过程有着深入的影响，它构成了政治生活的主要基础和限制。不平等对政治过程的影响是持续强化的。”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关注不同群体对政府影响力的大小，强调民主政体的核心就是政治平等。因此，他晚年对美国政治平等忧心忡忡，担心持续扩大的经济不平等会导致政治平等的实质性下降。

过去20年里，欧美学界涌现了一大批有关经济或财富不平等如何与政治互动的研究，从多个维度展示了经济不平等的政治后果。本文通过回顾围绕分配政治所展开的公共民意、政治参与、政党政治与政府回应性四个领域的相关研究，构建了一个经济不平等的政治强化理论框架，展示贫富差距在西方民主国家如何被政治因素所强化，从而形成动态的经济不平等陷阱，乃至不断固化、合法化不平等的意识形态。经典政治经济理论认为民主国家能够遏制、缩小贫富差距，然而新近研究却对此提出质疑：民主制度对经济不平等的削减作用并非理所当然，而是取决于诸多条件；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民主国家会加剧贫富差距。

通过对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相关研究的梳理总结，本文试图对国内学界理解经济不平等的政治逻辑做出如下贡献以拓展分配政治研究。一方面，从经济不平等的角度认识民主政体的特点与不足。虽然以代议制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体出现较晚、历史较短，但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民众所认可。即便人们并不一定了解民主政体的真正内涵和潜在问题，民主政体仍广受欢迎和追捧，被认为是解决所有政治问题的万能药。但事实并非如此。民主政体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即便可以解决也需要一定条件。本文从经济资源分配的角度来论证这一观点。另一方面为促进我国学界研究分配政治提供启示。国内学界已经对改革以来经济不平等扩大的原因展开了丰富的讨论，但从政治学视角理解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互动关系的研究仍较为薄弱。当前，我国高度重视共同富裕，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并在浙江设立共同富裕示范区，进行改革探索。本文或能为我国学界开展共同富裕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一、经典理论：经济不平等的政治修正路径

对于经济不平等与政治的互动关系，经典理论认为，在民主国家经济不平等能够被政治因素所修正：贫富差距扩大时，民主国家的民众、政党和政府会转变态度和偏好，将缩小贫富差距作为目标而采取行动，最终降低经济不平等的程度。目前，几乎所有关于经济不平等政治后果的研究都会追溯到经典的梅尔策—理查德模型（Meltzer-Richard Model）（以下简称MR模型）。MR模型的核心内容是，收入不平等加剧背景下民主国家的再分配政策会有所调整。该模型提出，当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断向富人倾斜、收入中位数低于平均数时，中间选民会和穷人站在一起，转向偏好更为激进的再分配政策，并在选举等政治参与方式中展示他们对左派政党和再分配政策的支持。另一方面，根据中间选民定理，当社会多数尤其是中间选民偏好某一政策时，民主国家的政党和政府为获得多数支持，会相应地调整其政治主张与政策行为来回应民众的诉求。该定理最早由邓肯·布莱克于1948年提出，而其被广泛运用则是在安东尼·唐斯1995年出版《民主的经济理论》之后。虽然该定理最初并不专门针对经济不平等，但由于其理论内核具有普遍意义，能够应用到多个领域、多个场景，同样能为解释经济不平等的政治后果提供参考。因此，有学者提出MR模型是中间选民定理的衍生理论。

结合上述两个理论对经济不平等政治后果的预期，我们可以搭建一个经济不平等的政治修正框架。整体上来看，这一政治修正框架认为政治因素能够抑制经济不平等的恶化、缩小贫富差距。具体来讲，该政治修正框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民众偏好与行为、政党与政府回应。

第一部分，民众会对经济不平等做出态度和行为上的调整。当经济不平等不断扩大或达到较高水平时，中产阶层和穷人发现他们与富人的差距越来越大，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他们转而更加支持以税收和福利政策为代表的再分配政策。虽然税收会带走他们一定的财富与收入，但是再分配所带来的收益将高于缴税所带来的损失。态度的变化也带来了政治行为上的变化。多数人（主要包括中产阶层和穷人）对贫富差距的担忧和对再分配政策的支持，使得他们更加愿意通过选举等政治参与方式影响政府的构成和政策。因此，民众的政治参与也会变得更加频繁。

第二部分，政党与政府在感知、观察到公共民意后，做出政策回应，通过政策影响贫富差距的程度。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政党是政府运行至关重要的政治组织，直接影响到政府决策过程与结果，但与政府仍然存在区别，因为政党的党章、提案、在议会中的投票行为等并不能等同于政府政策，后者是多主体参与的复杂过程。本文对政党的探讨，主要聚焦左派政党以其偏左的意识形态是否一如既往地关心经济不平等问题。本文对政府的探讨，则聚焦于政府是否回应了民众诉求，具体而言是回应了富人、中产阶层还是穷人的利益诉求。根据中间选民定理，我们预期在经济不平等恶化、社会大多数（包括中产阶层和穷人）支持再分配政策的背景下，政党和政府都会回应民意，提出对策去缩小贫富差距，从而修正经济不平等。

然而，如果综合考察公共民意、政治参与、政党行为与政府回应四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我们会发现政治修正框架似乎并不能解释为什么经济不平等仍然在恶化，即使恶化速度有所减缓。这些领域的研究对政治修正框架提出质疑的同时，暗示着一个相反框架的存在，即经济不平等被政治因素强化。接下来，本文将分别对这四个领域有关经济不平等的研究进行评述，展示为什么当代民主国家的经济不平等可能被政治因素所强化，而不是被修正。本文所梳理的文献大多以美国为研究对象，其余主要是欧洲民主国家，少量涉及拉美民主国家。

有关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互动关系的研究一般会先从探讨经济不平等与公共民意的关系开始，即当经济不平等恶化时，民众政治偏好会发生何种变化？直觉上，如果借用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当经济不平等恶化时，我们期待民众会认识到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扩大，并通过支持国家税收、福利政策等再分配方式来遏制日益扩大的不平等。MR模型认为，经济不平等会增强民众对再分配政策的偏好，支持政府增加福利开支。该模型的关键点在于假设处于平均收入水平之下的民众或多或少支持再分配政策，而收入在平均水平之上的民众则无此偏好，因为再分配政策的扩展极有可能意味着税收的增加。随着经济不平等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所获得的收入将低于平均水平，从而增强这些人对再分配政策的偏好。同样的结论还能从“自动调温器模型”（the thermostatic model）中推演出来。虽然该模型最初聚焦于公共民意与政府行为的动态关系，但当这一模型扩展到经济不平等时，也得到了相似结论。该模型由克里斯托弗·威勒森在1995年提出，用于解释民众对政府开支的态度转变。当政府开支在某领域过高时，民众会希望政府降低在该领域的开支，反之亦然。因此，当试图用自动调温器理论来解释经济不平等对公共民意的作用时，我们同样会预期在经济不平等恶化的背景下，民众会期待政府运用再分配政策缩小贫富差距。

近期的实证研究对上述经典理论与模型提出质疑，认为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并不会促使民众转向再分配政策，公共民意这条修正贫富差距的道路并不一定存在。这些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质疑：民众认知能力的不足、经济精英的舆论引导能力、再分配政策偏好形成的众多原因、保守政策偏好的兴起以及政治信任的下降。

第一，学者质疑民众能够清楚地认识到经济不平等的严重程度以及再分配政策对遏制不平等的有效作用。虽未直接表明，但MR模型和“自动调温器模型”都依赖于同一假设：民众有能力认识到贫富差距的严重程度，并且认同再分配政策对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然而，这一假设被发现并不一定存在。公共民意的相关研究发现多数人并不关心也不了解政治动态与政策内容，政治态度与政策偏好也不一致。威廉·弗兰科等人的研究发现,只有当再分配政策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且民众能明显得感受到再分配政策的好处时，他们才会从自利的角度去支持再分配政策。丹尼斯·崇等人对美国华盛顿州的研究也得到相似结果：只有当再分配政策被广泛且清楚地宣传时，民众才能认识到其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才会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行为，即支持再分配政策。

第二，研究发现民众的认知、态度和政治偏好受到经济精英与媒体的影响。经济精英会操控话语和信息，降低民众对再分配政策的支持度，甚至会促使民众转向保守政策。莱斯利·麦考尔发现，政治家们如何论述不平等，是聚焦机会不平等还是关注结果不平等，显著地影响着民众态度。如果有关经济不平等的讨论主要关注机会不平等，那么再分配政策并不会因此得到大规模支持。皮特·恩斯等人发现富人可以通过选举捐款的方式影响选举过程中议题的设定与讨论。富人不愿看到民众过多讨论经济不平等，也不愿意民众因此转向再分配政策。

第三，再分配政策偏好的形成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民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移民问题。最新的研究发现，自身利益只是影响再分配政策偏好的一个且往往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多数情况下，身份认同和政党归属才是首要因素。内森·凯利发现，在经济不平等加剧的背景下，穷人反而越发不支持再分配政策，主要原因在于种族态度比阶层意识（或自身利益考虑）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当再分配政策被视为黑人不劳而获的主要来源时，社会多数尤其是白人穷人也不会支持。

第四，近期有研究发现经济不平等的恶化不仅没有促使民众更加偏好强调再分配能力的进步政策，反而会促使保守政策倾向日益流行。这里的进步政策指的是旨在提高再分配能力、缩小贫富差距的国家干预政策，保守政策则与之相反，强调市场主导和有限政府。内森·凯利的时间序列分析显示，虽然长期来看经济不平等对公共民意的影响会消失，但是短期内（接近5年）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会增强民众对保守主义的偏好。通过运用多层次分析，凯利发现经济不平等与保守主义兴起的正向关系主要来自于穷人。虽然富人一直是不支持再分配政策的，但贫富差距扩大对穷人政策偏好的影响最大，穷人变得越来越像富人，转而不支持再分配政策。因此，凯利认为经济不平等背景下保守主义政策的日益流行主要来自穷人政策偏好的变化。

第五，经济不平等会影响政治信任，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不仅会损害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甚至对民众对民主政体的信任都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马克·赫瑟林顿指出，低水平的政治信任使得任何政府行为都难以得到民众支持。基于美国威斯康星州城市郊区的研究，凯瑟琳·克雷默发现，居住在郊区的人们在经济不平等加剧的背景下，反而不愿意看到政府采取更多行动来提高社会福利，因为这些人已经对政府失去了信心。他们认为在经济不平等的背景下，政府已经被富人所掌控，政策也只是为富人谋福利。因此，他们偏好小政府，因为那样的政府才不会过多服务于富人。阿莉·霍赫希尔德对路易斯安那州农村地区的研究提供了相似的结论。

综合上述几个领域的研究，我们会发现经济不平等对公共民意的影响，并不一定如MR模型所预测的那样。贫富差距的加剧并不一定促使民众转向再分配政策或者其他政策行为，反而可能会导致相反政策偏好的盛行，例如支持削减福利开支和减少政府干预。这种情况下，公共民意无法像MR模型所预测的那样成为遏制经济不平等的有效途径，相反的，如果保守主义政策倾向日益流行，公共民意不仅不会遏制，反而会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经济不平等不是被修正，而是被强化。

三、经济不平等与政治参与：穷人会更频繁地参与政治吗？

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不同社会阶层的民众政治参与程度会有所不同吗？如果按照经典的MR模型，我们可以预期中产阶层和穷人更有可能出于自身利益，通过制度化与非制度化渠道参与政治，促使政府颁布再分配政策来提高他们的福祉。然而，实证研究却并不支持这样的推断。目前有关经济不平等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主要有三个理论：相对权力理论(relative power theory)、资源理论（resource theory）和积怨理论（grievance theory）。

相对权力理论认为富人比穷人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因此前者要比后者更有影响力。富人强影响力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富人能够通过经济资源影响政治，阻止再分配政策等进入政府议程；另一方面，富人可以通过影响舆论，促使穷人放弃原来的政策偏好，甚至转而支持对富人有利的政策。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下，富人会持续影响政策决策，而穷人在看到政府无法回应他们的诉求后，会转而降低甚至停止政治参与。根据该理论，经济不平等会提高富人的政治参与，而降低穷人的政治参与。

资源理论更加强调个体在政治参与过程中需要付出的成本，如金钱、时间、技能等。简单来讲，政治参与可以划分为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制度化方式如选举投票、联系议员，非制度方式如示威游行。即便是成本最低的选举投票也需要成本，更不用说示威游行。在这些方面，富人远比穷人有优势。因此，该理论也认为经济不平等会促使富人更频繁地参与政治，无论是制度化还是非制度化。

积怨理论提出相反的假设，认为经济不平等会促使穷人选择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方式。这一行为源于贫富差距所产生的相对剥削感，人们的期望所得与实际所得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怨念和被剥削感由此产生。随着不平等的恶化，穷人的相对剥削感日益加强，促使他们采取非制度化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与利益诉求。对于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如选举，穷人则报以质疑态度，因为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使得穷人怀疑政府是否已经被富人所控制，质疑制度化渠道已经无法回应他们的诉求。相对的，处于社会阶层顶端的富人，则因为没有这种怨念，所以不会热衷于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方式。

上述三种理论分别从社会阶层的影响力、资源与心理来研究经济不平等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相对权力理论和资源理论都关注民众影响政治的能力，认为富人要比穷人更频繁地参与、更有效地影响政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不平等会不断被强化。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相对权力理论从权力结构的角度，关注富人作为一个整体如何影响政府决策、影响其他社会阶层的价值观与政治态度；而资源理论则从个体角度，更关注富人如何凭借自身丰富经济资源的优势去参与政治活动，尤其是在面对成本较高的非制度化参与方式时，富人的经济优势更加明显。积怨理论则强调心理与情绪的作用，认为贫富差距恶化会导致穷人相对剥削感的增强，使其失去对政府和制度化参与方式的信任，选择非制度化方式施压于政府，要求降低不平等程度。而这种情况下，由于穷人的集体反抗，经济不平等有希望被修正。

在现有实证研究中，相对权力理论和资源理论获得了更多的经验支持。就政治参与的性质而言，现有研究可以分为制度化与非制度政治参与方式。制度化方式包括选举、联系议员、参加竞选活动等，而非制度化方式则包括联合抵制、示威游行等。一方面，有关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研究基本发现富人的参与度更高。弗雷德里克·绍尔特运用多层次模型分析了民主国家中收入不平等对政治兴趣与选举投票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会抑制民众对政治的兴趣程度和选举的参与程度，但是这一抑制作用对收入最高的20%的富人并不显著。换言之，经济不平等抑制了中产阶层和穷人的政治参与，但对富人并没有影响。经济不平等对选举参与的抑制作用，在对美国州长选举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在其他制度化政治参与方式方面，学者得到了相似的发现。有关民间组织和竞选集会参与度的研究发现，在不平等加剧的环境下，富人的参与度更高。

另一方面，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研究还存在争议。绍尔特探究了经济不平等对请愿、联合抵制和合法示威游行这三种非暴力抗议行为的影响,发现经济不平等同样只抑制了最富的20%的人之外阶层的政治参与。在不平等加剧的社会环境里，中产阶层与穷人降低对请愿、联合抵制和合法示威游行的参与频率，富人则不受影响。其他有关欧洲的研究也支持了绍尔特的发现。但弗朗西斯卡·瓦萨洛发现经济不平等与抗议行为并没有关联。

总之，不同于经典MR模型所预测的那样，在经济不平等持续扩大的背景下，穷人并没有更加频繁地参与政治，无论是制度化方式，还是非制度化方式。从能力的角度，正如相对权力理论和资源理论所强调的那样，影响力和资源可能是穷人参与度较低的原因。从动机的角度，虽然积怨理论预测穷人会因为相对剥削感的增强，更有意愿以非制度化方式施压于政府。但上一节对公共民意研究的梳理也表明，经济不平等不一定会产生相对剥削感，穷人的认知能力、经济精英的舆论引导、种族歧视、保守主义政策偏好等因素都会促使穷人产生与积怨理论截然相反的动机，从而抑制他们的政治参与。

现有研究基本都发现富人的政治参与度更高。凭借着自身经济资源的优势，富人通过各类政治参与方式影响着政府。虽然富人这一群体内部也存在差异，例如党派归属不同，但是他们在经济议题上的偏好明显比穷人更保守。当富人通过更加频繁的政治参与影响政府时，即使在一个民主程序极其完善的国家，结果都会是富人对政府的影响力更强，政府对富人的回应性要强于对其他阶层的回应性，政策更多反映的是富人的偏好。这种情况下，经济不平等是被政治所强化，而不是被修正。

四、经济不平等与政党政治：左派政党会致力于减少不平等吗？

在现代国家中，政党对经济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左派政党比右派政党更关注经济不平等问题，更关注穷人和中产阶层，因而更可能支持再分配政策来缩小贫富差距。这一论点在较早有关欧美、拉美的研究中得到了支持。玛吉特·塔维茨和约书亚·波特对41个国家近450个政党的研究也发现，在经济不平等加剧的背景下，左派政党会强调经济议题，而右派政党则将焦点转移到非经济性的、以价值观念为主的议题，如宗教、民族、种族与移民。

后续的研究提出，政党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税收、福利政策等再分配领域，经济资源的初始分配同样会受到政党力量的影响。凯利关于美国经济不平等的研究就发现，当控制其他因素时，初始分配的收入差距在民主党执政时期要比在共和党执政时期小。政府会通过教育、培训、经济规制等方式来影响经济资源的初始分配。简娜·摩根和凯利对拉美的研究也发现，议会中左派政党的力量会缩小工资差距，从而缓解初始分配的不平等。基于上述研究，我们可以预期左派政党执政时期，经济不平等会在分配与再分配政策的影响下有所好转，即贫富差距会被左派政党所修正。

近期的实证研究从左派政党的政策立场与政策行为两个方面，对左派政党缩小贫富差距的观点提出质疑。左派政党虽然与右派政党存在明显的意识形态差异，但并不意味着前者一定会为穷人和中产阶层的利益发声。乔纳斯·蓬图森和大卫·鲁埃达研究了1966年到2002年经济合作组织（OECD）成员国中左派政党的政策立场。他们发现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会推动左派政党采取更左的再分配政策，但这种政策变化只有当低收入人群的投票参与率提高时才会出现。这意味着左派政党并不必然会采取再分配力度更强的政策，只有受到来自社会的压力时，才会有所行动。

如果蓬图森和鲁埃达的研究让我们认识到意识形态在塑造政党政策立场时是有条件的，那么近期关于美国政党政策的研究则让我们不得不担心在塑造政党立场时，意识形态是否已经让位于财富。伊丽莎白·里格比和杰拉尔德·赖特考察了美国各州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的政策立场，发现无论是在经济议题还是社会议题上，各州富人更能影响民主党候选人的政策立场，穷人几乎没有影响力。在美国，由于竞选公职需要巨额资源，尽管两党存在意识形态差异，但都不得不更多考虑富人的偏好与需求。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越来越接受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虽然共和党对此更为支持，但民主党人也越发偏爱使用市场方式来应对经济与社会问题。这意味着，两党在某些政策上有着相似的立场。以解除金融管制为例，这一政策变动被认为是收入不平等快速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凯利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管制政策放松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民主党逐渐改变了其立场，对管制政策的态度越来越像共和党。在两党政策立场越发相似的背景下，最初的金融管制政策日益受到两党质疑，最终被废除。另一个则是福利政策，埃尔林·巴特等人对22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政党宣言进行了分析，发现当贫富差距扩大时，左派政党竟然会选择削减福利政策开支。由于政党宣言与政党获选后的实际政策行为存在紧密关联，福利收益确实会在左派政党执政时有所削减。

根据意识形态和中间选民定理，左派政党要比右派政党更加关注经济议题，在经济不平等加剧的背景下，他们也会更加关心社会中下层，使用再分配政策缩小贫富差距。但现有实证研究却表明，左派政党对经济不平等的修正作用并非不证自明。社会中下层的政治参与、竞选资金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导向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左派政党的政策立场和行为。在某些条件下，左派政党不仅不会修正经济不平等，反而会强化不平等。

五、经济不平等与政府回应性：政府对穷人回应性更强吗？

不同于政党的意识形态与政策偏好，政府回应性关注的是政府行为（尤其是政策）是否回应了民众的诉求。该领域的研究从早期关注民众偏好与政治家行为关联度的双向回应性（dyadic responsiveness），到关注政策产出的集体回应性（collective responsiveness），再到强调回应性的动态特征（dynamic responsiveness）。早期研究大多发现欧美政府整体上确实回应了民众诉求。经典理论如上文提到的威勒森的“自动调温器模型”与罗伯特·埃里克松等人的宏观政体理论。

然而，近年来有关经济不平等与政府回应性的研究对此提出质疑，并表明欧美民主政府对富人的回应程度更强。即使政府整体的政策导向是偏向穷人，如再分配效果更强的进步政策，富人也有能力减缓、阻止这类政策的出台。拉里·巴特尔斯考察了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意识形态偏好对美国参议院唱票表决行为的预测能力。结果表明，即便控制了参议员的党派归属，参议院对富人意见的回应程度要远高于对中产阶层和穷人意见的回应程度。其中，穷人几乎对参议员唱票表决行为没有任何影响。托马斯·海斯的发现与巴特尔斯相似，即议员对高收入选民的回应更强。难怪巴特尔斯会总结到，如果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来说，美国更像是“寡头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如果一定要用民主政体来贴金的话，那美国很明显是不平等的民主政体。

有关政策的研究也发现富人的影响力更强。简·罗塞特等人分析了以欧洲为主的24个民主国家政府政策与民众偏好在意识形态上的关联度，结果发现政策并没有反映穷人的偏好。马丁·季伦思在《财富与影响力》一书中发现，富人意见对政策变化的预测能力要强于穷人和中产阶层，尤其是当富人与穷人意见相左较大（差异超过10%）时，富人的意见对政策的影响明显要强很多。马丁·季伦思和本杰明·佩奇也发现经济精英和商业利益团体的影响力要远大于普通民众。

近期有关美国州和地方政府的研究同样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早期对美国州政府的研究并没有区分不同收入阶层的偏好，所得出的结论也基本是积极正面的，即州政府是有回应民众的，无论是从州议会的角度，还是从政策角度。但是当学者将公共民意细分为穷人、中产阶层和富人时，美国州和地方政府的回应性则受到质疑，对其民主性也提出了严峻挑战，因为这些最新研究发现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对富人的回应更强，官员行为和政府政策更能反映富人的偏好。例如，布莱恩·沙夫纳等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察美国地方政府是否回应民意，通过大数据方法提取民众和地方政府政策的意识形态倾向，并研究二者的关联程度。他发现地方政府的政策更能反映白人和富人的意识形态偏好。虽然种族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力仍然巨大，但经济不平等已经成为影响政府回应性的重要因素。伽柏·西蒙诺维奇等人有关美国各州最低工资法的研究发现，各州最低工资数额要比各州民众所希望的数额保守，即低两美元。随着最新研究将欧洲民主国家纳入考察范围，政府回应“因人而异”的特征被发现同样存在于欧洲，且同样是对富人有利。在欧洲内部、跨国层面，伊维特·彼得斯及其合作者考察了20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再分配开支与公众偏好的关系，国家层面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国家再分配开支更符合富人偏好；富人和穷人偏好差异越明显，国家对富人的偏好就越明显。这种对富人的“偏爱”在那些被普遍认为是相对平等的欧洲国家中也同样存在。利娅·埃尔赛瑟等人研究了1980年到2013年德国议会746项政策提案与公众偏好的关系，发现无论是经济政策还是文化政策，德国议会对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高教育水平、高收入）的回应程度更高。沃特·沙克尔研究了1979年到2012年荷兰291个政策变动与公众偏好的对应关系，发现荷兰政府对富人的政策回应程度要远高于对穷人和中等收入者的回应程度。对此，沙克尔解释道，这是因为富人更加频繁地参与政治才使得他们的偏好更容易体现在政策中。

综上所述，日益丰富的实证研究已经发现政府回应性存在差异，政府对富人的回应要强于中产阶层和穷人。作为民主政体的核心要素，民选政府一直被期待能够平等地反映、回应民意，能够回应中产阶层和穷人的诉求，通过国家干预来遏制贫富差距的扩大，使政府回应性成为修正经济不平等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这一期待已被研究证明是不符合实际的。政府回应性是强化而非修正了经济不平等。

六、总结：民主国家的不平等

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盛行，经济不平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明显的扩大趋势。经典的MR模型和中间选民定理预测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众、政党和政府会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做出反应，通过政治途径来控制和减少经济不平等。因此经典理论构建了一个经济不平等的政治修正理论模型。然而， 最近20年的研究对这一乐观积极的理论预期提出了质疑，日益丰富的实证研究已经勾勒出一幅截然相反的图景，即经济不平等被政治因素所强化，而不是被修正。

本文梳理了公共民意、政治参与、政党行为以及政府回应性四个方面的文献，展示了经济不平等的政治强化机制。

第一,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背景下，公共民意并不一定会偏向再分配政策，中产阶层和穷人甚至会因为多种因素转向保守主义的政策，从而与富人的偏好高度相似。

第二，政治参与的研究发现，凭借着影响力和资源优势，富人要比中产阶层和穷人更加频繁地参与政治。保守的偏好和较低的政治参与使得中产阶层和穷人对政党和政府的影响力日益下降，即不同阶层间的“参与鸿沟”约束着政治修正机制。

第三，虽然左派政党从性质上要比右派政党更关注贫富差距问题，更偏好使用再分配政策降低不平等水平，但最新的研究表明左派政党对缩小贫富差距的关注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在某些条件下，他们甚至会采取与右派政党相似的立场和政策。

第四，关于政府回应性，学界日益认识到富人对政府的影响力要远高于中产阶层和穷人，政策制定更多反映的是富人的偏好，对穷人偏好的回应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西方民主国家的经济不平等不仅未被削弱反而呈现不断强化的趋势，从而形成动态陷阱。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经济不平等的政治影响重大且深远。在西方民主国家，经济不平等会再生产政治不平等，进而对民主政体的有效运行造成广泛且负面的影响。虽然“每人一票”的制度安排带来了形式上的政治平等，但贫富差距将不平等引入政治领域。资源分配的差异不仅损害了社会中下层人群的政治影响力，还使得国家机器更多服务于富有人群，难以提升全社会的福祉。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无疑成为民主政体的头号敌人之一。这一问题在美国尤为严重，难怪巴特尔斯会把美国称为“不平等的民主”，雅各布·哈克和保罗·皮尔森则称之为“赢者通吃的政治”。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从前能够实质性遏制经济不平等的再分配政策如今变得十分无力，再也无法有效地遏制住收入和财富的快速集中。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如何遏制经济不平等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样也是政治问题，更是关于政体稳定与存亡的“治理之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