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变革世界中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对现代国家的构建至关重要，也是联系公民与国家、公民与政策制定、公民与政策实施之间的纽带。首先，政治参与是民主不可缺少的特征。罗伯特·A.达尔（Robert A. Dahl）认为，多元政体的两个决定要素之一就是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公众表达偏好和不满的渠道，也是促进政府通过正式途径回应民众的来源。其次，作为行动主义的政治参与具有多重价值，能够强化公民意识、提高社会宽容、促进互助互惠以及培育社会资本。最后，政治参与也是善治的重要特征。在政府治理过程中，政治参与通过向政府传递公民的兴趣、偏好，促进政府产生更优良的决策和更合法的结果，提升政府的效率和责任。

已有的政治参与研究主要对政治参与的不同类型及其根源进行了分析，这建立在不同的政治参与概念的基础上，从而使得政治参与研究领域中存在较大争议。例如，采用狭义的政治参与概念的研究者认为，全球范围内政治参与程度持续下降; 但采用广义的政治参与界定的研究者却发现，不仅参与的程度提高了，参与方式也发生了转型，非制度性参与、网络参与等新兴政治参与形式日益兴起。同时，人们在政治参与的根源方面也存在宏观政治学与微观政治学的争论，前者认为制度和结构决定政治参与程度及类型，后者认为经济地位、政治心理和信息传媒塑造参与行为。因此，厘清政治参与的概念、类型学及其影响因素是深化政治参与研究的关键所在。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本文对经典文献中政治参与的概念演进、类型学和主要解释理论进行了学理探究，并从研究范畴、研究议题、理论发展和方法创新四个维度讨论了政治参与研究的未来趋势。

二、政治参与的概念演进及类型学

（一）政治参与的概念演进

政治参与研究中较早的一批文献认为，政治参与必须是影响政府决策、人事选拔或政府活动的行为，即必须是公民参与的、有意地影响政府的主动性行为。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关注正式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研究者根据政治参与的内容的影响程度、结果范围、冲突性、主动性和合作性，将其分为五个参与维度：投票、竞选、合作活动（包括加入政党和组织或为其工作，并向这些政党或组织捐款）、联系公职人员以及合作或社区活动（所有形式的活动都侧重于当地社区的问题）。

随着政治参与研究的逐渐深入，其内涵从单一维度发展为多维度。越来越多的研究将其他参与形式纳入了政治参与，例如非理性的或非制度化的参与方式。作为一个抽象概念，政治参与涵盖了与政府、政治或国家有关的公民自愿性活动，旨在解决社区问题，改变系统性的社会行为模式，致力于影响政体的集体行动，或者诱导重大的社会变革。综上所述，这一阶段的政治参与概念具有四个特点：（1）政治参与是一种行为，关心政治或声称对政治感兴趣不构成参与行为；（2）政治参与是人们以公民身份从事的活动，而不是政治家或专业游说者的行为；（3）政治参与应当是自愿的，而不是由法律规定的；（4）政治参与涉及政府、政治或者广义的国家，包括政治体系、政治过程等，并不限于特定的阶段，也不涉及具体的层面或领域。

随着政治参与现象的演变及跨国比较研究的发展，研究者逐渐超越传统上对投票、工会活动、政治抗争等个别政治参与类型的分析，进入对政治参与更为系统性的类型学研究。纵观既有文献，政治参与存在多样化的类型，以制度化程度和参与规模为维度，我们可以将典型的政治参与分为四个类型：制度化个体参与、制度化集体参与、非制度化个体参与、非制度化集体参与。一方面，从制度化的角度而言，政治参与可以分为制度化与非制度化两类，前者通常是一国政治制度下合法的常规性参与渠道，后者则代表合法或非法的政治抗争或极端行动。通常而言，制度化参与包括选举、政党参与、联系政治家、竞选参与等。非制度化参与主要指抗议行为，如签署请愿书、示威游行、抵制、罢工以及任何其他的抗议性行为。另一方面，按照行动规模，政治参与可以分为个体参与和集体参与，参与规模对政府意味着不同强度的集体行动和政治压力。个体形式的政治参与主要以公民个体的形式参与，例如投票、抵制和个体抗争。集体形式的政治参与往往基于职业、社群或利益而组织化地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如成立政党、示威游行和暴力冲突等。

（二）理解政治参与：三波研究

通过对20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政治参与研究的分析，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其关注的焦点分别是以选举为主的政治参与、非制度化的社会运动以及政治参与的多元化。

第一个阶段为1950年代至1960年代，该阶段的政治参与研究主要关注以选举为主的传统政治参与。早期研究强调政治参与必须是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和维巴、维巴和尼、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和琼·M.纳尔逊（Joan M. Nelson）等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的比较研究均强调政治参与旨在影响政府的人事任命或决策行为。

第二阶段为1970年代至1980年代，政治参与研究逐渐转向以非制度化的社会运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在这一时期，研究者在两个方面发展了政治参与研究。一方面，由于社区团体的日益增加，公民与政府官员的联系渐趋频繁。另一方面，更多学者认为，政治参与并不限于常规性参与，公民的反对行为和不赞成行为也是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

第三阶段为1990年代至今，现代社会的政治领域与非政治领域的界限模糊化，网络社群的发展导致政治参与多元化，人们不仅关注政治事务，还通过志愿服务和社会事务等“民间活动”参与政治。互联网时代政治参与形式及成因的多样化推动了近20多年来学界有关政治参与的深入研究。网络政治参与逐渐构成一个独立的政治行动领域，它是线下政治参与的补充，即使其并不能完全替代传统政治参与的地位。

概括起来，既有文献主要对四类政治参与开展研究，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

第一，选举与投票。民主制度的核心在于选民通过投票参与政治过程。在选举过程中，选民可以对一位或几位候选人表达支持或者给候选人排序。即使只有一个职位需要进行选举，选举规则也可以要求当选者赢得相对多数或者赢得绝对多数选票。比较政治学非常强调选民登记和投票方面的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因为这些制度设计对选民登记和投票结果都有着重要影响。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政治制度和选举规则、选举结果的接近程度、政党数量、经济发展以及国家规模等因素都会影响投票结果。

第二，政党参与。政党是现代国家中最重要的政治代表组织，政党决定了动员哪些选民，以及如何对选民进行动员。政党通过极度简化选民的各种选项，将选民组织起来，因此政党认同、录用、竞选活动等也成为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政党与选举密切相关。选民是依据工具理性行动的行为体，能够根据政党展示出来的信息进行投票选择; 政党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会制定出能够吸引最多选民的纲领。

第三，集体行动或抗争，即公民自愿参与的异议表达行动，包括非官方的罢工、抵制、请愿、示威，甚至是政治暴力活动。在政治抗争中，诉求提出者与其对象进行偶发性、公众性、集体性的互动，如果诉求得以实现，则会影响至少某一方诉求者的利益。在宏观层面上，民主化转型、收入不平等、国家能力、左翼法团主义会影响公民的集体行动倾向; 在微观层面上，政治信任度、挫败感或剥夺感、受教育程度、社会组织网络、价值观等因素会影响政治抗争的行为。

第四，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日益成为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之一。互联网的特点及其影响机制使得网民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大量涌现。网络政治参与的表现形式非常多样化，并且在不同群体和议题上有所差异。网络上存在的参与行为大致可以区分为政治关注和集体行动，后者有向抗争行动转变的可能性。

三、政治参与研究的未来走向

（一）走向新行为主义的政治参与研究

行为主义是1950年代兴起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强调利用科学方法和经验数据从微观角度理解政治行为者的行为和态度，认为政治过程应该超越传统制度主义和思辨方法，研究政治行为者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参与政治，以及其政治行为背后的理性或非理性根源。早期行为主义将心理学中的人格特质理论纳入政治参与研究。这一类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安格斯·坎贝尔( Angus Campbell) 等人撰写的《美国选民》一书，他们在该书中提出一个人对自我和环境的感受的差异可能会转换为政治过程。因此，人格特质是个体与环境的互动方式存在个体差异的重要来源，是影响政治行为的重要变量。

近年来，政治心理学逐渐将五大人格运用到政治参与研究，并强调应探究人格特质与政治参与的因果关系。心理学家将人格概括为大五类人格特征（The Big Five）。第一，开放性人格（openness）。第二，责任性人格（conscientiousness）。第三，外向性人格（extraversion）。第四，宜人性人格（agreeableness）。第五，神经质人格（neuroticism）。

由于受到新行为主义的影响，在过去10年内政治学逐渐将行为遗传（Behavior Genetics）用于解释政治行为和研究政治心理。早期的研究主要发现，遗传基因是影响政治态度的主要因素，随后研究人员开始将基因作为政治行为的一个预测变量。近年来，逐渐出现了关于遗传基因与政治参与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形成了政治学和生物学的交叉学科研究，这部分研究指出，政治科学家忽略了生物学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将家庭作为政治参与的预测变量的研究也只是认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联系是规范传播的结果，而不是基因的作用。后续的实证研究验证了遗传基因在跨文化背景下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的稳健性，并且提出人格特质是基因与政治参与中的中介变量。

（二）宏观与微观政治学相结合的“情景理论”

传统上理性选择理论和行为主义关注政治参与的微观动力，强调诸如经济地位、政治社会化、政治人格、大众传媒等因素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然而，比较政治学者越来越关注政体类型、经济发展、国家社会关系、全球化等宏观结构性因素对政治参与的系统性影响，以及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在塑造政治参与行为时的互动模式，关于政治行为的情景理论由此兴起。

影响政治参与的结构性因素主要包括政体类型与政治权力结构、选举制度、人口特征以及全球化。首先，不同的政治系统塑造着政治参与的不同行动模式。一般来说，民主政体下公民能够通过合法机制参与政治。其次，选举制度与投票行为密切相关。不同的选举制度对投票率的影响有所不同。再次，政治权力结构，即分权或集权的政治制度会对政治参与产生影响。最后，全球化改变了民族国家的相对权力。

影响政治参与的微观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和教育等。首先，社会经济地位曾经被视为解释政治参与的首要原因。其次，家庭作为政治社会化过程也影响着政治参与。最后，教育是促进政治参与的“普遍解决方案”。

（三）走向技术政治的政治参与研究

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政治参与研究也产生了极大影响。在本世纪初研究者就已经关注到媒体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关于媒体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主要存在两种假说：媒体不适论（media malaise）和良性循环论（virtuous circles）。后续的研究逐渐强调不同媒介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提出传统媒体给政治参与带来不同的影响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媒介的使用目的不同。第二，对媒介内容的偏好不同。第三，渠道偏好不同。

近年来，世界各国政府大力推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将其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互联网与政治的关系也成为政治学研究的焦点。互联网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民众获取政治信息、追求话语权、实现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同时，互联网作为一种动员方式能够削弱依赖政党等政治机构的传统政治参与方式，这也会进一步影响公民参与政治的方式和行动。

随着公众利用网络空间表达意见的频率和深度的提升，互联网作为可能的“信息源、交流媒介和虚拟的公共领域”，有助于公众进一步了解以前难以获知的公共政策议题，进一步提高公众的交流能力，同时有利于提高网络议题群体（online issue--based group）在政治参与方面的潜能。有研究大多乐观地预期互联网的普及必然带来“数字民主”（Digital Democracy），即信息技术帮助公民克服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使得政府治理更加民主，公民也因此掌握更多的知情权、政治知识，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互联网为公民创造了积极参与公共治理的创新途径，这为直接民主、协商民主带来了新元素。大量实证研究已经表明，互联网对公民政治参与有着显著的促进效应。

网络民主的悲观主义者认为，互联网的普及无助于网络政治参与。密集的网络化及网络的娱乐化、商业化会导致公众退出公共治理，疏离于政治生活，引起政治兴趣和政治参与水平的下降。一方面，电视、互联网等娱乐方式的出现使得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公民不再像过去那样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年轻人不再热衷于关心和参加政治生活。另一方面，网络的基础结构主要由物理层、代码层、内容层构成，关于互联网使用行为的研究忽略了影响网络空间开放度的关键变量——搜索层。搜索引擎推动了公众注意力的高度集聚化，但也约束了公民的选择。因此，网络虽然创造了巨量的政治信息，但公民对政治信息的认知仍然是有限的，“数字民主”事实上是一种网络浪漫主义。

（四）走向因果推断的政治参与研究

半个世纪以来政治科学方法的积累以及人类社会对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内容、质量和价值的定义使得政治学发展前沿正在经历探究政治现象之因果机制的变革。实验方法是研究因果关系的有力工具，政治参与研究者开始致力于解决政治参与研究中存在的因果识别问题。例如，雷切尔·M.桑德海默尔（Rachel M.Sondheimer）和唐纳德·P.格林（Donald P. Green）使用了两项实验室实验和一项自然实验来研究教育对投票行为的影响，他们通过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实验发现，教育程度的提高导致选民投票率的提高。

随机实验虽然说服力较强，但是成本较高，准实验方法是一种较好的替代方法。例如梅克·梅雷迪思（Mac Meredith）使用断点回归的方法验证了早期参与决定对后续政治行为的影响。他比较了人们在18岁之前与18岁之后的政治参与情况，发现选举资格会增加后续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并会影响政治认同，当人们获得选举资格以后，选举资格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依然存在。

工具变量也被用于解决政治参与中的内生性问题，这一方法主要被用于探究教育程度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托马斯·S.迪（Thomas S.Dee）采用各州义务教育法的差异和高中到社区学院的距离作为衡量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由此发现了教育程度对政治参与的净效应。

倾向值匹配方法被广泛用于解决教育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因果推断问题，其原理是基于反事实的框架建立一个反事实组（控制组），从而获取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因变量上的平均干预效应，由此判断原因（自变量/干预变量）对结果（因变量）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例如，辛迪·D.卡姆（Cindy D.Kam）和卡尔·L.帕默（Carl L.Palmer）使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将大学入学率作为干预变量，进而发现上大学对政治参与没有影响。

四、结论与展望

政治参与是政治学中经久不衰的经典议题，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国内已有一些政治参与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但对比较视角下的政治参与的研究热点和前沿关注不足。本文在探究全球范围内政治参与的研究脉络及进展的基础上，从研究范畴、研究议题、理论发展和方法创新四个维度讨论了政治参与研究的未来趋势，以期为政治参与的本土化研究提供学理基础与创新思路。

首先，在研究范畴的拓展上，政治参与研究已经进入了较为成熟的阶段。政治参与研究从研究狭义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如选举、投票、政党参与等类型，逐渐拓展为研究游行、示威、罢工等非制度化参与。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普及，政治参与的形式越发多样化，网络参与逐渐成为政治参与的重要类型。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使其成为公众追求话语权、引发社会关注以实现利益诉求的重要方式，给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治理带来了重要影响。各国政府大力推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互联网与政治的关系、线上参与与线下参与的关系逐渐成为政治参与研究的焦点。

其次，在研究议题的演进上，20 世纪以来，政治参与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其研究对象从以选举为主的政治参与发展到非制度化的社会运动，再发展到并存的多种政治参与形式。第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投票、竞选与政党活动上，第二阶段的研究扩展到社会运动、政治抗争等非传统和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第三阶段的研究则关注更为多元的志愿服务、社区参与、网络参与等参与类型，学者们逐渐将研究精力转移到这些新兴的参与类型及其对传统参与类型的替代或强化关系上。

再次，从理论发展来看，政治参与的解释性理论日趋成熟，推动着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传统上理性选择学派和行为主义学派关注政治参与的微观动力，强调诸如经济社会地位、政治社会化、政治人格、大众传媒等因素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然而，比较政治学者越来越关注政体类型、经济发展、国家社会关系、全球化等宏观结构性因素对政治参与的系统性影响，以及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在塑造政治参与时的互动模式。

最后，交叉学科以及新兴研究方法深刻地影响着政治参与研究。心理学、计算科学、网络科学等的最新发展影响着政治参与的研究议程和方法论。譬如，心理学将遗传基因引入政治心理学，重启了政治参与的新行为主义研究，采用双胞胎研究设计，建立ACE模型验证遗传变异的政治参与效应，同时关注人格特质在遗传变异和政治参与中的中介作用。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也使得学者们开始探讨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复杂影响，对“数字民主”和“数字鸿沟”等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在研究方法上，大数据方法、实验室实验、现场实验等被日益广泛地应用于考察政治参与的动力及其政治后果，以探究政治参与现象背后的因果关联。

作者：

孟天广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系长聘副教授

宁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