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武汉作为遭遇疫情集中冲击的首个地域,经历了风险超载的严峻挑战。国内学者已经从空间角度对武汉疫情发展和防控成功展开了研究。有的学者侧重于分析疫情快速传播和防控困难的空间原因,有的学者侧重于研究不同社区疫情防控效果的空间因素,有的则从空间角度研究中国疫情防控的指导思想。也有学者从“属地管理”角度讨论动员机制在疫情防控中的成功运用。
本文与这些研究的最大区别在于,既不是通过总结疫情有效防控经验继续阐发中国治理体系运行的独特性和制度优势,也不是停留在微观角度讨论疫情扩散的空间因素和防控的空间设计及具体方法,而是希望通过分析疫情防控的过程,探讨现有治理方式面对的风险超载困境以及走出困境所选择的空间治理路径背后的基本理念:在风险不断增多,并且成为现实的今天,只有突破已经制度化的内部“辖区化”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才能更有效地集中治理资源,解决局部风险超载问题,避免引发国家治理的系统性危机。进而言之,在全球层面上,只有从更大的、共同的空间视角出发,才能探索出真正有利于人类共同生存发展,各国人民健康发展的治理思维和治理方式。
当下,要应对新冠肺炎这种具有极强传播力、高度不确定性以及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力的全球性风险,除了要加快疫苗开发、防护设备生产供应等物质层面的准备,以解决风险超载造成的医疗资源紧张问题,还要打破民族国家出现以来,已经高度固化,甚至意识形态化的“辖区化”治理理念及其制度机制设计,实现治理思维转变,推动治理体系变革。武汉疫情的成功化解,提供了一个走向“空间治理”的实践案例,揭示了在高度不确定性日益增多的时代,构建基于维护人类正常交往关系持续的“空间治理”的重要性。
空间的重要性早就得到了诸多学科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理论界出现了所谓的“空间转向”,即空间及空间性受到高度关注,成为哲学、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建筑学、城市和区域研究、文化学、文学等诸多学科中的热点问题。在这些研究中,列斐伏尔、福柯、哈维等人对于空间与权力关系的批判以及解构,深刻揭示了现代国家权力利用空间对生活进行的全面渗透,无死角监控进行的监视、对个人自由的侵占和行为的规训以及资本对空间的贪婪占领和垄断。在疫情期间,国家利用人们对生命健康的珍爱进行的全方位干预,尤其是利用技术手段对包括隐私在内的个人权利的干预,让我们真切感到这些批判的锐利。
实际上,福柯在讨论权力的过程,勾画了权力在空间演变的三个阶段,即主权-规训-安全。他认为主权是在领土空间内展开的,解决的是首都中心化和政府的位置问题;规训是在个体的身体上实施的,通过构架起一个场所空间,设置功能和要求,以实现对人员行为的管控,是内向的;安全是在整个人口上实施的,针对人的交往和要素流动性扩大问题,以使活动的范围更大,生活得更便利。显然,随着流动性的加快,跨地域的风险会不断增多,如何保障更多人的安全成为权力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作为权力的实体和实施者,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地位和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进一步得到确认。在风险面前,国家是安全这个优先公共品的首要提供者,也是弱势群体所需保护的制度化依靠。因此在充分认识到国家权力的监控、规训功能的同时,更要思考在建构一个更为安全社会过程中如何发挥其作为治理权威性基本单位的积极作用。突破国家权力运用的内外部“辖区化”及其在观念、意识、利益上造成的隔阂和对立,在国内以及全球范围建设有利于人们更便利自由交往的共同空间,成为探索基于空间治理的善治路径的现实前提。
基于空间治理的善治的理论前提是:人的交往活动的展开和扩大,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保障和体现,因此人的交往关系就是空间的本质,也是空间不断生成和变化的动力,只要有人的交往活动,就会有空间的不断生产和变化。善治的根本是不断打破各类“辖区化”边界,确保人的交往活动顺利展开、扩大以及持续,从而实现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或者说共同体与个人的共同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
基于空间治理的善治是一个多主体参与的实践过程,不是民族国家独享的权力运用过程,尽管国家权力相比其他主体具有更强的强制力、辐射力、渗透力。正如吉登斯所说的控制的辩证法那样,国家权力越强,其他治理主体也越有可能创造出更复杂更精细的方式来回应、抵消国家的权力,并提升自己的能力。风险的日常化现实表明,对于各个治理体系来说,应急状态与常规状态重叠在一起,或者说应急状态常态化,没有哪个主体能够以一己之力来应对、化解风险,必须依靠治理体系中所有主体的共同努力,发挥各自的优势,打破边界达成协作。因此,贝克认为风险产生了“风险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主体的决策除了要为自己负责外,还要为他人负责,尽管对他人负责是在风险威胁下迫不得已的选择。由此,全球风险就产生了某种“义务性世界主义”(Compulsory Cosmopolitanism),将多样性的世界黏合在一起。
作为一个实践过程,基于空间治理的善治应该重点关注 “辖区化”治理长期忽视或者无力而为的问题:
第一是公共空间的构建和维护。只要有交往,就会产生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是不同交往关系的叠加,既有物质载体,比如公共广场、图书馆、运动场等,也有社会形式,比如聚会、结社以及依托网络形成的交流互动平台。公共空间也是交往扩展和可持续的前提,因为在公共空间中,我与“他人”的对立被冲淡,甚至消解了,人们形成了相互负责的信任关系,是共存的“陌生人”。贝克称之为“责任的全球空间”(Global Space of Responsibility)。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在风险将每个人卷入其中时,风险就是公共的,就更需要公共空间作为应对之道。在应对风险时,公共空间既可以是风险的分担器,比如在武汉,为了应对风险超载,将公共场所转变为方舱医院或者隔离场所;也可以是个人风险的化解器,比如社区内部的邻里救助,网上救助的志愿者接力。然而,由于国家权力的干预、资本的侵占,这些公共空间或者萎缩,丧失活力,或者在“私人化”,封闭化、碎片化,公共性在弱化,尤其难以形成有效的国际公共空间。
第二是流动空间的管控和维护。在某种意义上,流动使空间治理成为可能。没有流动,包括人在内的各种要素都限定在各类辖区之中,固守着稳定的长期延续的规则,也不会面临现代意义上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流动已经成为时代特征,各种要素的流动配置不仅产生了新的生产组合、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产品,而且成为风险扩散的助力和载体。新冠病毒就是借助各种要素的流动而走遍全球,并使某些流动人群或者与流动性相关的人群成为感染对象。
要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就要有效管控流动性,极端方式就是“封城”“封国”。然而,没有流动,社会经济生活就会停滞,进而导致政治动荡、治理体系的瘫痪,因此必须在维护流动与防控风险之间求得平衡,保持必需但有限的流动。这对习惯于为流动性提供便利条件的各国治理体系来说是普遍性考验。正由此,一些国家在实现政策内向化,加快脱离原来的流动体系,建构空间幅度更小的流动性,重点保障流通渠道畅通,以及与流动性相关人群的安全。
第三是边缘性空间的保护。虽然风险是公平的,但是社会差距是普遍存在的,并且有不断拉大的趋势,风险的扩散成了拉大社会差距的新因素。因此即便风险将社会共同体范围扩大了,但依然存在着应对风险的能力和拥有资源的巨大差异。那些能力不足或者资源不足的群体,就占据了边缘性空间,也处于“辖区化”治理体系的边缘,比如城市郊区,国界线附近,以及许多不发达国家,由于无法得到“辖区化”治理体系的足够重视,会沦为风险共同体中脆弱的一环或者“短板”,或者首先就被风险冲击,或者风险过后无力自身恢复。
因此,要提升风险共同体的整体能力,就不能忽视这些边缘性空间,更不能以某种意识形态(如新自由主义)为借口赋予其存在的正当理由。否则,一旦风险击破这些脆弱环节,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引发系统性整体灾难。应该注意的是,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边缘群体不同的是,风险空间中的边缘性空间是相对的、变动的。即便是那些拥有相对更多资源的地区或者人群,如果遭遇风险超载,也会陷入边缘境地。在疫情防控中,我们在发达的英美国家那里看到了“第三世界”的影子,就说明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