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并且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全新阶段。概括言之，无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在“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进程中，从未有过如此之多的人口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创新了如此辉煌的经济成就和发展奇迹，也从未在如此规模的共同体内经历如此深刻的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转型。中国发展、转型与崛起的宏大历史进程，无疑为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诸多关键性挑战和议题，包括经济持续增长、科技造福人类、社会转型与现代化、城镇化等提供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的、独一无二的社会实验场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和评析，更向中国学者提出了必须应对的知识挑战:基于中国社会变迁的实际进程，概括中国实现发展的独特经验，进而形成可以与世界经验相比对、与既有知识相对应的新概念、新理论与新方法，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从世界学术研究的边缘走向中心;同时，关注中国转型发展中的重大关键问题，为中国社会的不断前行提供新认知、新知识和新工具，为应对重大挑战提供理论解决方案。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讲，近年来有关中国学术话语问题的讨论和争论，实际上体现了中国学者面对这一重大知识挑战时所进行的研究尝试、所付出的学术努力，以及所取得的知识成果，同时，也体现了在这一学术发展进程中所弥散的内心焦虑。概括言之，中国社会科学形成和发展的迟滞和曲折，深刻造就了中国学者在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知识发展中的困顿和尴尬 : 既有的知识框架、概念体系和理论成果，不能不制约着中国学者在思考学术问题时的前设范式，不能不约束着中国学者与国际学界进行交流和对话时的知识资源和方法技能;而中国发展在时间、空间以及国内和国际结构中所呈现出的集约化和极速化变迁，严重质疑、甚至几乎颠覆了已有社会发展的既有经验和知识概括，中国学者又不能不对之加以跟踪、追随和嵌入式的观察和分析，不能不首先在现象层次上加以认知、理解和描述。这样的双重困境在学者的个体层次上由于学术资源的限制和个人精力的配置不同而造成了学术取向的不同，加之以价值观念的差异，更形成了严重的学术分歧和争议。于是，回到儒家传统价值的呼吁与反思西方话语支配的说法，创设普适知识的选择与遵从特色理论的努力，以错综繁复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形成极其庞杂的错位对话局面，其间误解、谬解、偏见与真正意义上的分歧和争论混杂一处，妨害了理性的交流与对话。
然而，与其说是条分缕析各种歧见之原由和走向，毋宁以新的超越方式探寻走出困境的出路。就此而论，加强对中国发展的实证研究，从中至少在事实发现和描述的意义上提出有长期知识积累和跨界对话能力的经验概念，从而建构足以概括和刻画中国经验的概念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这样的中国学术话语发展进程显然将涉及三个层次的策略问题。
第一个层次显然是与现实世界直接关联的、经验研究的问题，也是生成相对直观的描述性研究成果的问题。对于中国政治研究来说，目前注定是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中国的成功崛起为世界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形式，同时，也为中国学者的研究工作留下了巨大的发挥空间。中国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所强调的是立基于生活经验和可观察的事实，主张对现实发生的进程展开全面而系统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经验概括和理论总结。对于中国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其正当性首先源出于中国近几十年来社会变迁的独特性，源出于中国现实的发展不仅处在特定的情境之下、结构之中和基础之上，而且汇聚和呈现着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传统的影响和制约;其次，其合理性又源出于中国的现实发展与世界社会和全球化的紧密关联，较之于欧美的早期发展，中国社会变迁的世界性意义无疑是极其突出的，因而经验材料的搜集整理并从中发现有异于他国经验的事实和逻辑显然具有关键的知识推进意义;最后，其急迫性和必要性还源自于中国的改革进程充满着风险和挑战，其间的困难之巨和危险之大远非他国可比，因而分析和评估现实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成为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建构中国学术话语的努力，不能不从现实问题入手，不能不以现实问题为节点，不能不以实证研究为首选，亦不能不以实证研究为重点。
第二个层次则涉及中国社会变迁之经验现象的概括与命名问题，也就是构成为学术话语之基石的概念发展问题。应当说，在近十多年里已经充分发展起来的有关中国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中，产生了许多指称和概括中国现实的理论概念，并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学界的公认，成为进一步展开实证研究的基础性成果。总括而论，这样的概念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引入国际社会科学的既有知识而补充了中国经验内容的理论概念，从现代化发展理论中的“中等收入陷阱”、大国关系领域的“休昔底德困境”到城市化发展的社会分层和“风险社会”以及政治过程中的审议民主以及宪法司法化等等;这些理论概念所包容的经验内涵提示着中国社会变迁的进程属性和可能风险，其理论内涵也启发着中国学者进一步发掘中国经验的独特性。第二类则是在特定意义上升华和延展了的本土概念，例如群众路线、协商民主、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学习型政党以及国家治理和供给侧改革等等;其中，执政党的政治文件术语与学术研究之间形成了特定意义上的良性互动和对话:执政党的治国理政活动形塑了特定指向的政府行为和公共政策，并由此形成了特定的制度和机制，这不仅成为中国学者在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变迁时的脉络和线索，也成为学界进行概念命名时的依据。第三类则是更具尝试性和创新性的概念，其特点是根植于现实却又超越了已有的理论概括和官方话语，压力型体制、“政治锦标赛”、政策主导型改革、治理转型危机、依法抗争、政党调适、公司化地方政府、政治吸纳(行政吸纳政治)、增量民主、以及项目治国乃至于更加宏观的“中国模式”等等大体可归为此类。有意思的是，这类概念不仅比较恰当地描述了中国现实而且启发着中国学者用新的进路去理解和分析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和经验理论。这三类概念的相互碰撞和对话，实际上就是中国学术话语发展进程中的典型图景。
在上述基础上可以讨论的第三个层次的问题，则是概念发展策略的问题。如果说前面所分类的三类概念也可以归结为“引进－变形”、“套用－延展”以及“局部创新”三种路径，那么，从中还可以概括出所谓“中层理论”的发展策略[]。在这里，“中层理论”是一种定义边界相对模糊、但内涵重点却相当清晰的提法;其模糊性在于，“中层理论”是相对于过度狭化的经验概念和过于宽泛的“宏大概念”而言的，也是区别是前两者的问题而成型的，因为前者的狭化强调了独特性或单一性而否定了比较意义上的差异性[]，进而限制了比较意义上的理解和跨国对话的空间，而后者的宏大却会过度强调整体性含义而忽略概念内涵的具体经验和精细指向，进而引发价值立场上的肯定或否定式表态和所谓“集体歧义”的持续化[];相对而言，“中层理论”的清晰性则在于其强调既有较高的抽象、概括和普适性的内涵，又能够直接联系经验事实、为实证研究提供受检假说的理论建构工作。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中层理论”的概念建构策略，既要求立基于对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而非焦虑于理论争论和价值表态，又要求着眼于理论概括的“抽象阶梯”[]而非归结于宏大叙事和思辨取向。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层理论的概念发展策略，既可以容纳特定对象的具体属性，同时也可以兼顾可能生成的抽象比较，由此既可以建立起一定范围的针对性，又可以在给定的同类对象中进行更为具体的对较研究或确立特定意义上的参照框架;其中，既可以容纳时间维度上的比较如传统中国与现实改革的比较，又可以展开空间维度上的对照即与其他国家社会变迁和转型的比较。从中国学术话语的发展进程来看，“中层理论”无疑是可以串联起可靠的实证研究与扎实的理论思考的策略方法。
建构中国学术话语显然是一个宏伟的工程和漫长的进程，确切地说，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仅仅涉及概念建构的三个层次或维度问题。但可以期待的是，随着对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的不断强化和学术成果的持续产出，我们对于学术话语的建构问题将会有更多更好的体验，并由此得到更多更丰富的认识。
参考文献
[1]李强:《实验社会科学:以实验政治学的应用为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2]参见徐湘林:《从政治发展理论到政策过程理论:中国政治改革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2004第3期，第108－120页。
[3]参见 Andrew J． Nathan ，Is Chinese Culture Distinctive? － A Review Articl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2 : 4 (1993).
[4]Sartori，Giovanni ，(1984) “Guidelines for Concept Analysis”in D． Collier and J．Gerring ，eds． Concepts and Method in Social Science : The Tradition of Giovanni Sartori，Chap IV，London : Routledge 2009，1984 : P111 －113.
[5]Giovanni Sartori，(1970) 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December，pp．1040 －1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