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普及，移动政务应用在全球范围内飞速崛起并逐步扩散至政府治理、国家社会关系的多个面向。作为科技革新赋能治理转型的重要方式，移动政务服务发挥着提高政府回应能力、提升政府治理效率、促进政府社会协同共治的作用，促使传统社会管理向智能化社会治理转变。然而，这种转变具有技术局限性，它同时受到组织、制度、观念等社会因素制约。因此，在充分发挥移动政务应用技术优势的同时，要提高公众使用率、保证数据安全、弥补数据鸿沟、防治政治极化等，才能切实推进智能化社会治理。
关键词：科技革新；治理转型；移动政务应用；智能化；社会治理
一、引言
2019年2月发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手机网民达8.17亿，占网民总数的98.55%。[1]移动互联网已成为科技革新前沿且活跃的领域，政务APP、警民通、政务通、政务微信等移动政务应用正逐步推动社会治理转型，一种全新的智能化社会治理模式初露端倪。对于科技革新促进治理转型的话题，学术界已经广泛讨论，提出许多深具洞察力的观点，大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科层组织流程重塑。如孟庆国等[2]、马亮[3]讨论了信息技术给政府管理过程和手段产生的巨大变革；郑磊等[4]、郑跃平等[5]对政府数据开放的历史、进展和互动关系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释；黄璜等试图在技术创新与政府治理框架下，提出“数据流动”的新理论[6,7]。二是政府能力重构。如孟天广和张小劲在理论分析、经验研究和跨国比较基础上，探索出技术驱动政府能力提升的四个路径：开放政府、智慧政府、回应政府、濡化政府。[8]三是国家社会关系与政府回应机制革新。如查德威克[9]关注到互联网的政治或公共属性，正在构建新型政治互动的生态、机制和空间；孟天广等认为，互联网和大数据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使网络协商和问政成为网络空间政府回应的制度化渠道[10-12]。
关于科技革新影响治理转型的讨论，更多是针对传统互联网的，很少有研究对移动互联网（尤其是移动政务）与治理转型间的关系进行专门而深入的探讨。本文结合科技政治、国家社会关系等理论视角，首先，对智能化社会治理的概念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并对移动政务应用进行类型学分析和差异化功能区别。其次，对移动政务应用如何促进智能化社会治理从三个维度进行深入论述：①提高政府回应能力，使得动态化精准识别公众需求、随时随地主动回应公众需求、在双向互动中实现公众需求成为可能；②提升政府治理效率，有助于重塑科层组织流程、促进科学决策与监管、倒逼政府机构精简和协同治理；③推进政府社会协同共治，切实促进政府开放透明、监督公共权力运行、催化社会多元参与。最后，通过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辩证分析，揭示移动政务应用支撑智能化社会治理的组织、制度和观念等制约因素。因此，在充分发挥移动政务应用技术优势的同时，提高公众使用率、保证数据安全、弥补数据鸿沟、防治政治极化等，才能切实推进智能化社会治理。
二、移动政务应用的类型学与智能化社会治理
（一）智能化社会治理
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使用“社会治理”概念，明确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社会治理要“更加注重民主法治、科技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高预防各类风险能力”。2017年，十九大报告重申创新社会治理的提法，并提出“智慧社会”概念，认为智慧社会是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之后的更高社会形态。在此背景下，“智能化社会治理”（Intelligent Social Governance）就成为深度信息化时代科技革新激发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模式。[13]具言之，智能化社会治理旨在利用大数据强大的数据采集和分析能力，结合社会治理理论和互联网技术，将复杂的社会运行体系映射在多维、动态的数据体系之中，实现对社会运行规律、社会偏好(诉求)变化趋势及规律、政府回应机制及效果差异等实时、数量化、可视化的观测，不断积累社会运行的数据特征以应对各类社会风险、提升社会治理有效性。
（二）移动政务应用分类及差异化功能
Kushchu和Kuscu最早将移动政务（M-government）理解为一种政府战略，“它的实施涉及到各种无线电和移动技术、服务、程序和设备的应用”。[14]Moon则认为移动政务是政府用无线电交流技术、智能手机、PAD等多种移动技术，更好提供公共服务的手段。[15]然而，以上对移动政务概念的理解，过于强调其微观技术特性，没有关注到技术革新带来的国家社会互动机制变化，尤其是宏观层面政府、市场和社会间治理结构的转型。
因此，本文重点关注移动政务应用，并从治理功能的角度对其进行类型学划分。所谓移动政务应用，是指各种基于移动信息技术的，在政府与企业间（G2B）、政府与公众间（G2C）、政府不同部门间（G2G）形成的“即时性”“场景化”“便捷性”“高普及”的互动工具。按照此定义，移动政务应用可以分成政务新媒体（政务微信微博等）、政务服务APP（支付宝城市服务、微信钱包等）和网络问政（协商）平台（“四风举报”“市长信箱”等）三种理想类型。
三类移动政务应用的功能差异明显。如表1所示，政务新媒体是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政务媒体在移动终端的延伸，其功能定位是政治传播和信息公开；典型特征是政府向社会单向信息流动；政府角色是政务信息的供给者和公共价值的引领者；政府与社会（企业）间是传播者与传播受众的关系；技术嵌入程度较低。
政务服务APP是政府传统“办事窗口”或“网上办事大厅”在移动终端的延伸，其功能定位是公共服务；典型特征是政府与公众或企业在双向互动过程中，完成复杂公共事项的办理；政府角色是公共服务供给者或市场监管者；政府与社会（企业）间是服务者与服务对象的关系，又是“监管者-服务者-服务对象”的关系（大量政务APP“嵌入”在微信、支付宝等网络平台上，平台成为服务者）；技术嵌入程度较高。
网络问政（协商）平台是传统信访制度、“市长信箱”等在移动终端的延伸，其功能重在公众参与监督和民情民意汇聚，典型特征是社会基层向政府的单向信息流动；政府角色是公权力运行的监督者和民情民意的吸纳者；政府与社会（企业）间是被监督者与监督者的关系，同时又是民意回应者与诉求表达者的关系；技术嵌入程度中等。
（三）移动政务应用推进智能化社会治理
互联网从数据、信息、协作、参与、安全等方面，促进开放政府、智慧政府、回应政府、濡化政府的形成，因而会推进智能化社会治理。[16]移动政务应用推进智能化社会治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移动政务应用提高政府回应能力，原因是其动态化精准识别公众需求、随时随地主动回应公众需求、在双向互动中实现公众需求；其次，移动政务应用提升政府治理效率，原因是其重塑科层组织流程、促进科学决策与监管、倒逼政府优化职能和协同治理；最后，移动政务应用推进政府社会协同共治，原因是其提升政府开放透明、监督公共权力运行、催化社会多元参与。
三、移动政务应用赋能智能化社会治理：三个面向
（一）移动政务应用提升政府回应能力
政府回应能力是政府行为符合公民意见的能力。[8]麦克斯怀特认为，政府无法回应公民诉求是当代公共治理的最大危机[17]。沃尔多提出，“公共行政必须具有政治回应性，满足公众的需求”[18]。登哈特强调，公共行政必须永远坚持符合民意的规范和原则[19]。移动政务应用促使公共服务供给从“以政府供给为中心”，向“以公众需求为中心”转变，因而会提升政府回应能力。具体而言，移动政务应用通过三个机制推动回应性政府建设。
⒈动态化精准识别公众需求
移动政务应用可以实时记录下公众与政府双向互动过程，对记录下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政府便可以主动辨识公众需求，深度挖掘公众需求，精准量化公众需求，提前预测公众需求。一方面，可直接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政府可根据不同群体、区位、层级、问题等差异化公众需求，提供针对性、个性化、精准化和情景化的回应。另一方面，能促进民情民意汇聚和社会风险识别，提升智能决策水平，间接提高政府回应能力。建立国内外不同地区多领域的社会治理和决策方案知识库，针对实时民情动向和社会风险等级，借助智能化决策辅助系统，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避免盲目决策，减少资源浪费，就能在行政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提升政府回应能力。
⒉随时随地主动回应公众需求
移动政务应用的最大优势就是移动终端（手机等）可以随身携带，公众可以随时随地连接互联网，这样就带来三个根本性的变化：①公共服务“零距离”传递。移动终端将层出不穷的个性化公共服务随时随地传递到公众身边，像“随身携带的物品”一样，公众获取公共服务的便捷性、多样性、随意性增强，公众的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提升。②公共服务“碎片化”时间获取。公众便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随时随地触及、获取公共服务。这使得公共服务供给，从以传统政府办公时间为中心向以公众需求时间为中心方式转变，政民互动的行为方式、组织机制、深层理念等也会发生深刻改变。③公共服务主动供给。传统公共服务以政府供给为中心，公众需要被动去搜寻公共服务，移动政务应用则使政府自动识别公众需求，主动推送公共服务。[20]
⒊双向互动实现公众需求
移动政务应用最根本的创新是“线上”与“线下”对接（online to offline），实现“网络虚拟世界”与“物理现实世界”中，信息、资源、人员等要素的高效流通和精准匹配，将传统基于物理世界的政府办公系统，与基于网络世界的虚拟政务系统动态化连接起来。政府与公众（企业）的互动模式，从传统的“网络-现实”割裂化、延迟化互动，变成一体化、即时化互动，促使公共服务供给从“公众单向诉求表达、政府单向回应”模式，向“公众-政府实时双向互动”模式转变。大量微观上更加切合公众需求，宏观上更利于社会整体化良性运行的新型公共服务模式应运而生。例如，手机挂号解决公共服务排队等待问题；交通APP自动调节交通拥堵，等等。这都是政府与公众即时互动模式提升政府回应能力的体现。
（二）移动政务应用提升政府治理效率
威尔逊[21]认为，公共行政的核心目标就是如何最高效率、最低消费地完成政府该做的事。Graham和Hays[22]认为，公共行政最应该关注效率和目标实现。弗雷德里克森[23]也认为，“寻求最有效的方法，实现代表公共利益的政治决策，永远是公共行政学关注的核心问题”。移动政务应用通过三个机制有效地提升政府治理效率。
⒈重塑科层组织结构及流程
马克斯•韦伯认为，“从纯技术角度看，科层制是最高效率的组织形式”。然而，现实中的科层制会出现异化：“鸽笼式”的专业分工壁垒，冗繁的规章，僵化的程序往往使科层制成为效率低下的代名词。中国“多层级、广地域、厚历史”的科层制度背景，又面临执行“碎片化”的特殊效率障碍。20世纪80年，组织流程再造运动兴起，其基本思想是：利用信息技术减少工作流程摩擦，实现跨功能、跨权限、跨层级的数据库信息共享，就能大幅度提高效率。组织流程再造运动传播到公共部门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林登提出“无缝隙政府”的概念，认为利用信息技术，将“串联式”业务流程，变成“直接面向公众”的“并联式”业务流程，政府效率就会大大提升。[24]移动政务应用的本质是组织流程再造运动的深化，它进一步颠覆以地理空间分割为基础的政府职能边界和业务流程分工，从组织结构底层实现业务流程“化学反应”或“基因再造”式理顺，因而会提升政府效率。
⒉促进科学管理与精准激励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用一根针生产过程的案例，揭示出分工提升效率的客观规律。[25]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强调标准化管理，即在生产过程分工细化的基础上，寻求时间、动作、人员、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匹配的最优值，就能实现管理效率的最大化。[26]移动政务应用动态化记录下政民互动、政企互动、政府内部一线执法与后台互动的全过程，这样就为政府的日常工作内容提供详细数据描述和分级分类管理依据。具体说，可从技术、制度、指标三个层面，促进政府科学管理和精准激励提升效率。首先，针对重复性业务流程，可借助智能化办公系统，用“机器代替人力”的方式提升政府运行效率。其次，针对复杂性业务流程，可根据工作的急迫程度、影响范围、解决难度等，基于“精准治理”逻辑分级别、差异化干预，在政府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优先解决急迫问题，重点解决热点问题，提高整体性效率。再次，基于大数据分析实施动态评估和量化考核，妥善挂钩政府绩效评价，强化精准激励，开展诊断式治理评估，解决懒政怠政庸政问题，确保提高行政效率。
⒊倒逼政府优化职能和协同治理
移动政务应用“嵌入”在平台经济注1的外部环境中[27]，汇同平台经济的技术和资本力量，“倒逼”政府优化职能和协同治理。大量移动政务应用建立在微信、支付宝等互联网平台企业上，这一方面使政府与平台企业的边界变得模糊化，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需要借助平台企业的移动终端传递给公众，甚至大量公共服务直接由平台企业提供；另一方面，平台企业本身成为监管难题，高度专业的技术优势、非对称数据资源和跨地域性垄断，使政府很难对其有效监管。前者使政府“缩减”职能边界，后者又使政府“推进”职能边界，两者共同“倒逼”政府优化职能、提高能力，以更加专业、协同、高效的形式扮演好政府角色。“倒逼”政府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路径，平台企业的先进技术和制度创新，也为政府学习和效率提升提供了参考样本。
（三）移动政务应用推进政府社会协同共治
除了对政府治理本身的影响外，移动政务应用还改造着国家社会关系，推进着政府社会协同共治结构的形成。
⒈提升政府开放透明
移动政务应用的“传播性”“渗透性”和“网络性”使政府变得更加开放透明，这不但保护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也为公众切实参与到公共事务或公共议程中提供保障基础。[28]
首先，政务新媒体的高传播性，使其成为政府践行“网上群众路线”，密切党群、政群关系的“新平台”，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两微一端”已成为“引领导向、成凤化人、凝心聚力”的新战场。
其次，移动政务应用高“渗透性”，使其成为政治传播与目标受众间的“桥梁”，政府开放信息和数据的便捷性和成效性增强。
最后，移动政务应用的“网络性”，使政府行为处于多维透明又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中，个人与集体，公与私，生产与消费，政府与市场边界变的模糊，进一步增强了政府透明性，便于多元主体参与、监督、共享、共治。例如，食品安全APP就推动开放、溯源、监管、回应、宣传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社会共治格局形成。
⒉监督公权力运行
移动政务应用的“留痕化”“便捷性”“舆情化”特性，使其成为制约公权力运行的有效力量。
首先，移动政务应用的“留痕化”特征，使官僚与公众（企业）互动过程，甚至包括街头官僚的巡逻轨迹都被记录下来，官僚的违法行为更容易被问责，官僚的自由裁量权被大大压缩[29]，公权力腐败的空间减少。
其次，移动政务应用的便捷性特征，使公众更愿意参与到网络问政中去，公众参与成本降低，监督意愿增强，监督能力提升，这使移动端网络问政平台，比传统问政平台对公权力有更强制约作用。
最后，移动政务应用的“舆情化”特征，使个体化的不满和抗争，更易演变成社会集体化的网络焦点事件，甚至会演变成现实世界的群体性事件。这使政务新媒体更容易发挥起“无冕之王”的舆论监督效用，对公权力形成制约。
移动政务应用的“留痕化”“便捷性”和“舆情化”分别从技术、机制和舆论三方面保证“权为民所用”，实现网络问政的实效性。
⒊催化社会多元参与
移动政务应用，尤其是社交媒体，正在把公众、企业、政府、社会组织等“嵌入”进一个以私人社交关系为基础的庞大社会网络中，共享、趣味、社交、公益、邻里等网络价值，引导不同主体自发性在网络世界集结成群，陌生人间逐步从利益聚合体凝结成价值共同体，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共治模式初步显现。O’Reilly提出“平台型政府”[30]的概念，Dunleavy和Mtargets提出“自助型政府”[31]的概念，Linder提出“共同生产型政府”[32]的概念，Nam等提出“大众生产政府”“大众合作政府”或“众包型政府”（crowd sourcing）的概念。这些学者都认为，公众在公共服务过程中不再是“顾客”，而是“合作者”，不再是“公共服务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社会问题的主动解决者。例如，在欧美国家许多社区中，邻里照应、社区管理、学校保卫、警察辅助等问题都是通过公众间社会互助来实现。[33]移动社交的高效便捷性，激发多元主体在时间、经验、技能和资源等方面互通有无，互帮互助，互相支持，实现社会共治。
概括而言，移动政务应用推进智能化社会治理的治理（参见图1）。移动终端实现网络虚拟世界与物理现实世界实时对接，信息、资源、人员等要素实现实时高效精准匹配。首先，从政府与社会关系看，一方面，政府可以动态化精准识别公众需求、随时随地主动回应公众需求、在双向互动中实现公众需求，这提高了政府的回应能力；另一方面，政府更加开放透明，对社会进行有效价值引导，催化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公共权力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推进社会多元共治。其次，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看，一方面，政府内部进行科层流程重塑和科学管理；另一方面，平台经济倒逼政府优化职能，也为政府改革提供示范，都提升了政府效率水平。总体上看，政府更好回应社会的同时，也在接受社会监督；政府向市场放权的同时，也在加强监管；市场承担更多公共服务的同时，也对社会更加负责。智能化社会治理初见端倪。
四、移动政府应用推进智能化社会治理的局限性
（一）技术决定论的前提假设
认为移动政务应用必然推进智能化社会治理的观点是片面的，因为它建立在严格的技术决定论之上。就像Ellul所总结的，技术决定论认为：①技术是自我决定的；②技术能够自主导致社会变革，经济和政治都不是技术发展的条件；③技术能够自动选择，即技术选择人，但人不能选择技术。[34]显然，这些观点过于极端了，但是20世纪50-70年代，组织学中的几项重要实证研究，却一时将技术决定论推向顶峰。例如，Woodward[35]对英国南埃克斯郡100家小型制造企业统计调查后，提出“技术决定组织结构”的观点。Blaunner[36]和Porrow[37]等对不同技术类型工厂的大规模统计后，又得出与Woodward类似的结论。德鲁克甚至认为“技术将会改变社会的一切”。按照技术决定论的观点，移动政务应用必然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提高政府效率水平，促进社会多元共治，也就必然带来智能化社会治理的结果，这显然不是实践中的必然。
（二）社会建构论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
社会建构论对技术决定论提出猛烈批判。主要观点包括：①技术能否适用，取决于技术能否适应组织结构；②组织既有结构会影响到技术创新；③技术具有社会建构的属性。Leavitt[38]最早提出对技术决定论的质疑，他认为社会因素对技术有同样重要影响，即技术与组织结构、组织成员、组织任务是相互影响的。Barley[39]又发现技术往往只是导致组织变化的“诱因”或“触发机制”，真正起作用的是社会制度。Gil-Garcia[40]认为社会群体赋予技术以特殊意义，任何组织或团体决定用以及怎样用一项技术，取决于他们的需求，以及它们根据环境变化而采取的策略。更极端的观点，Bijker和Law甚至认为“纯技术是没有意义的”，“无论何种技术都是被设计和建构出来的”，技术创新是由专业、技术、经济和政治因素相互渗透影响的结果。[41]总之，社会建构论认为组织中技术采纳及其产生的效果，是由组织的特性（如领导和实践管理），以及当地的社会环境和制度背景决定的。
（三）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折中
从社会建构论的角度看，移动政务应用与智能化社会治理的关系，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它受到文化背景、社会制度、组织特性的影响。然而纯粹的社会建构论也是有局限的，它忽视了技术结构对社会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现代新型信息技术兴起后，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折中论成为主流。Orlikowski等[42]认为，技术属性与组织结构间的关系是相互建构的，组织技术采纳不仅是使用一项新技术，同时也建构了技术对组织经营活动和事务处理的意义和隐喻，并且组织对技术的定义和评价又根植于语境的主导文化和预设。Fountain[43]区分了客观技术（objected technology）和技术执行（enacted technology）的概念注2，专门分析电子政务技术被官僚制采纳的过程，发现客观技术会对官僚制结构产生影响，但是在技术执行过程中，又受到官僚网络、制度安排等社会因素的反向制约。
综合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移动政务应用推进智能化社会治理是有技术局限性的。移动政务应用仅仅是从技术层面推进智能化社会治理。然而，这个过程并非理想化简单线性路径，而是技术与组织、制度等社会因素，在动态化时空环境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建构的“螺旋式”发展过程。在治理转型过程中，移动政务应用能提高政府回应能力，提升政府效率水平，推进社会多元共治，使传统治理向智能化社会治理转变。而这个过程受到组织、制度、观念等多种因素制约。因此，推进智能化社会治理，不但要充分发挥移动政务应用的技术优势，更要从组织、制度、行动者等多方面综合施治。
五、科技革新背景下的移动政务发展策略
理清移动政务应用与智能化社会治理关系后，就需要用更全面的眼光审视治理转型过程中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充分利用层出不穷的移动政务技术革新，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提高政府效率水平，促进多元社会共治；另一方面，更要看到技术革新具有局限性，它受到组织、制度、观念等社会因素制约。因此，要趋利避害地发挥移动政务应用在智能化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优势，需要从官僚体制、隐私保护、数字鸿沟等多方面采取措施。
（一）提高公众使用率
移动政务应用发展火热，但是公众使用率却并不理想。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2015年对全国70个大城市移动政务的调查显示，政务APP整体下载量不及商业领域APP的十分之一。大量移动政务应用并未被使用，而是变成“僵尸APP”和“僵尸微博”等。一方面，这是公众个体原因所致，有的公众认识不到移动政务应用的便利性和易用性[44]，主观不愿使用；有的公众因为年龄、教育水平等原因，客观上无力使用；还有公众因为担心个人隐私被泄漏，主动拒绝使用。因此，需要通过宣传、教育、保护等方面激发公众使用热情。另一方面，是官僚体制激励偏误所致，在“行政发包制”和“政治锦标赛”[45]的官场晋升生态环境下，部分官员为搏取政绩，不顾群众需求，不惜牺牲全局和长远利益，“短平快”地发展“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导致大量移动政务应用徒有其表、难以使用，最后形成“僵尸户”。在中国的多层级官僚体制下，激励偏误引起的社会损失更大，因而应完善绩效考核，辅之有效问责，确保移动政务应用符合公众需求。
（二）保护数据安全
隐私保护已经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移动政务应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个人隐私处于更危险境地。因此，亟需从观念、产权、技术等多层面保护数据安全。首先，通过媒体、教育、政府引导等多渠道，提升公众数据安全意识和数据保护能力。其次，推动数据确权立法。中国尚无一部法律对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进行明确规定，这从根本上留下了数据安全隐患。只有通过系统立法，从制度层面明晰数据产权，才能保证数据安全问题的解决。最后，借助区块链等颠覆性新技术实现数据确权。区块链用“分布式”存储、时间戳等技术革新，解决第一代互联网信息无差异问题，从根本上为数据确权提供解决方案。然而，区块链同样是技术，迷信区块链同样会陷入技术决定论的怪圈。总之，需要在技术与制度等多层面实现数据确权，保证数据安全。
（三）弥补数据鸿沟
数据鸿沟是指因为个体和社会等多方面原因，在不同职业、年龄、城乡、区域、民族等社会群体间形成巨大的信息化差距，尤其是老年群体、落后地区和偏远乡村的居民等，对信息技术的学习和使用能力严重滞后的现象。在移动政务应用过程中，数据鸿沟同样严重，一方面，会引起社会不公平。部分弱势群体，因为不能使用信息技术，而不能享受到大量公共服务（或产品），这是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侵犯，也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冲突。随着大量传统公共服务向移动端转移，这种不公平会更加严重。另一方面，导致社会阶层凝固化。Jaeger和Bertot[46]认为，高学历、交际良好、高薪人群等因为共同心理特征在网上聚集，而弱势社会群体则被边缘化，这使得传统社会阶层差距在网络虚拟世界中进一步拉大。因此，需要通过普及网络基础设施、提高移动互联网渗透率、推广移动终端设备、强化教育宣传等多种手段弥补数据鸿沟。
（四）防治政治极化
政治极化是指网络空间内观念相同人群相互聚集，同质化观念不断强化，而异质化观念人群间相互“隔离”，观念冲突激化，甚至引起群体性事件的现象。Hindman[47]观察到经常在博客上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往往是具有社会精英背景的人。移动政务应用进一步加重政治极化现象。一方面，因为个体自主选择性更强，更便于选择那些符合自己价值、兴趣、爱好的网路社群，也更容易从另类网络社群中退出，政治极化成本降低。另一方面，因为网络社群内部交流更为方便、充分和深入，也便于实现线上交流与线下互动的实时对接，政治极化程度加深。因此，需要通过价值引导、强化沟通、宣传教育和必要管制等措施防治政治极化。
六、结论和讨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新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如何在新一轮的科技浪潮中，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时代课题。作为新科技革命重要成果，种类繁多的移动政务应用，正在推动传统社会治理向智能化社会治理转变。首先，移动政务应用提高政府回应能力，原因是其动态化精准识别公众需求、随时随地主动回应公众需求、在双向互动中实现公众需求。其次，移动政务应用提升政府效率水平，原因是其重塑科层组织流程、促进科学管理、倒逼政府精简职能。最后，移动政府应用推进社会多元共治，原因是其提升政府开放透明、制约公共权力运行、催化社会多元参与。
然而，移动政务应用推进智能化社会治理是有局限性的。它只能从技术层面促进治理转型，而技术是与组织、制度等社会因素，在动态化时空环境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建构的。因此，在发挥移动政务应用技术革新优势的同时，更要从组织、制度、观念等多层面综合施治，才能切实推进智能化社会治理的形成，包括采取提高公众使用率、保护数据安全、弥补数据鸿沟、防治政治极化等必要措施。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社会”，科技革新往往以创造性破坏的形式，对旧有的产业结构、组织形式、社会治理模式等产生“颠覆式”影响，甚至“范式变迁”。本研究贡献在于专门对移动政务应用这类技术革新与治理转型的关系进行了系统阐释，弥补了学术圈对治理转型问题研究的缺陷。同时，本研究更为深刻地揭示出移动政务应用推进智能化社会治理的技术局限性，并提出相应对策。本研究的不足在于，仅从理论层面进行探讨，缺乏系统化实证案例和统计数据进行验证，这需在未来研究中完善。
注1：Tirole认为平台经济有三个主要特征:①存在两组或多组顾客（如司机与乘客）；②不同顾客间存在网络效应（例如某平台上司机越多，乘客越容易在平台上打到车）；③需要平台中介参与（即需要平台来撮合司机与乘客）。
注2：Fountain认为，客观技术包括因特网、其他电信传播技术、硬件和软件等；被执行技术包括用户对技术的理解以及技术在特定情境中的设计和使用。
